序章一桿秤,一個島的重量
1926 年 2 月,一篇短篇小說登在《台灣民報》上。故事很簡單:一個叫秦得參的菜販,因為謀生用的秤被警察說不合規矩,當場折斷,失去了唯一的生計,最後被逼得起身反抗。這篇小說叫《一桿「稱仔」》,作者是彰化的醫生賴和。[5]
一桿秤能有多重?在小說裡,它是一個窮人吃飯的工具;在歷史裡,它是一座島嶼的量尺。秤準不準,從來不是技術問題,而是誰有權力說了算的問題。警察說你的秤不準,你的秤就是不準;總督府說你的話不能寫,你的話就只能藏在心裡。賴和用一桿被折斷的秤,寫出了一個殖民地最日常、也最殘酷的真相:不公平從來不是從天而降的大事,它就藏在菜市場的清晨、警察的手掌,和一張被沒收的生計裡。
賴和活了 48 年,1894 年出生,1943 年去世,一生幾乎與日本統治台灣的 50 年完全重疊。[5]他是醫生,也是作家;是彰化市仔尾診所裡被鄉親稱為「和仔仙」的人,也是被後世稱為「台灣新文學之父」的人。[4]他的一生要回答的問題只有一個:一個島,要怎樣才能用自己的話,說自己的故事?
第一章彰化的孩子,兩個世界的夾縫
賴和原名賴河,1894 年 5 月 28 日出生於彰化。[5]他出生的那一年,台灣還是清朝的領土;第二年,甲午戰爭戰敗,台灣割讓給日本。一個嬰兒還來不及認識自己的家鄉,家鄉就已經換了主人。這不是比喻,而是他一生的起點:他從出生那天起,就活在一個「自己是誰」必須不斷被追問的島上。
他的童年橫跨兩個世界。10 歲前後,他在私塾跟著黃倬其先生讀漢文,背誦古典詩文;同時,他又進了日本人辦的公學校,學日文、學新式學科。[5]一個孩子,白天用一種語言上課,晚上用另一種語言讀書。漢文教他什麼是仁義、什麼是氣節;日文教他什麼是現代、什麼是科學。兩種教育都沒有錯,但兩種教育加在一起,卻讓他從小就明白一件事:語言從來不只是溝通的工具,語言背後站著權力。
1909 年,15 歲的賴和考進台北的台灣總督府醫學校,與杜聰明、翁俊明同班,蔣渭水則是小他一屆的學弟。[5]醫學校是當時台灣人能走到的最高學府,也是殖民體制精心設計的一條路:讓最聰明的台灣孩子學醫,學成之後成為體制裡有用、聽話的專業人士。賴和走上了這條路,卻沒有走到體制為他安排的終點。他在學校裡學會了解剖與診斷,學會了用科學的眼光看人的身體;出了學校,他開始用同樣的眼光看整個社會的病。
1914 年,賴和從醫學校畢業,先後在台北、嘉義行醫。[5]在嘉義醫院,他親身嚐到了殖民體制裡的差別待遇:同樣是醫生,台灣醫生的薪水比日本醫生少,地位也低一截。這段經歷沒有讓他學會忍耐,反而讓他看清了一個結構:殖民統治不是抽象的歷史名詞,它就體現在薪水單、宿舍分配,和每一次被輕視的眼神裡。
第二章醫生的手,作家的眼
1917 年,賴和回到彰化,開設了自己的醫院,此後終身在故鄉行醫。[4]1918 年,他曾短暫前往廈門鼓浪嶼的博愛醫院任職,在那裡親眼見到五四運動前後的中國思潮;1919 年回到彰化,從此再也沒有離開。[5]他的診所開在市仔尾,來看病的多半是窮人。鄉親說他看病不計較,窮人賒帳也沒關係,欠下的醫藥費到了過年,他就把帳冊一把火燒掉。於是大家叫他「彰化媽祖」「華佗再世」「和仔仙」。[3]
「燒帳冊」這個舉動,值得多想一層。一個醫生燒掉帳冊,燒掉的是自己的收入,留下的是病人的尊嚴。在殖民地的階級秩序裡,窮人習慣了低頭,習慣了被計算、被秤斤論兩。賴和燒掉的不是幾頁紙,而是一套把人分成貴賤的算法。他的診所因此不只是一個看病的地方,而是一個讓人重新覺得自己是人的地方。
醫生這個身分,給了賴和一雙別人沒有的眼睛。每天坐在診間,他看到的不是報紙上的大事,而是最具體的苦:農民被糖廠壓榨、工人受傷了不敢請假、婦女操勞一生卻沒有自己的名字。這些苦不會自己說話,需要有人替它們寫下來。於是,聽診器旁邊多了一支筆。白天,他用醫術救治人的肉體;晚上,他用文學剖析台灣被殖民的種種面向。[3]
這不是兩個職業,而是一種信念的兩面。醫生相信病有原因、有藥可醫;作家相信社會的病也有原因,也可以被寫出來、被看見。賴和後來說過一句話:「文學就是社會的縮影。」[3]縮影的意思是,文學不負責粉飾太平,它負責把社會真實的樣子濃縮起來,放到讀者眼前,讓人再也無法假裝沒看見。
第三章一桿秤仔:被折斷的公平
1925 年 10 月 23 日,彰化二林的蔗農發起抗爭,反對製糖會社的剝削,這是台灣第一次農民運動,史稱二林事件。[4]賴和為此寫下第一首新詩〈覺悟下的犧牲:寄二林的同志〉,從此積極投入新文學創作。同年,他還發表了台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散文〈無題〉。隔年,1926 年 1 月 1 日,他發表白話小說〈鬥鬧熱〉;同年 2 月,《一桿「稱仔」》登上《台灣民報》,並開始主持該報的文藝欄。[5]

《一桿「稱仔」》的故事,放在今天看依然令人心驚。秦得參沒有田可耕,只能到市場賣菜餬口。警察以秤違反度量衡為由,沒收了他賴以維生的秤。一個人失去秤,就等於失去吃飯的資格。故事的結尾,秦得參被逼到走投無路,終於起身反抗。當時的《台灣民報》也曾諷刺警察是「田舍皇帝」,而賴和把這個諷刺寫成了一個活生生的人。[5]
這篇小說厲害的地方,在於它沒有喊一句口號。賴和不寫宏大的民族大義,他寫一個小販的手、寫秤被折斷的聲音、寫一個人從忍耐到爆發的過程。讀者讀完不會只記得一個道理,而是會記得一種感覺:原來不公平可以這麼具體,具體到一桿秤的重量。文學的力量就在這裡,它不說服你,它讓你親眼看見,然後你就再也回不去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賴和選擇用白話文寫這個故事。在 1926 年的台灣,文言文還是文人圈子的通用語言,白話文被視為粗俗、不登大雅之堂。但賴和堅持用老百姓聽得懂的話寫作,因為他要寫的正是老百姓的生活。一個菜販的故事,如果用只有讀書人看得懂的文言寫成,那本身就是另一種不公平。語言的選擇,就是立場的選擇。
第四章用台灣話寫作:語言就是家園
1921 年 10 月 17 日,台灣文化協會在台北成立,標舉「謀台灣文化之向上」,以《台灣民報》為機關報,在全島舉辦演講會、讀報社,推動文化啟蒙。[7]賴和加入了文化協會,成為台中州的理事,並投入演講與《台灣民報》的編輯工作。[4]但啟蒙很快就撞上了現實:1923 年 12 月 16 日,他因為參與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在治警事件中被日本當局關進監獄 24 日。[5]出獄那天,沿路群眾熱烈歡迎,他寫下漢詩〈出獄歸家〉:「莽莽乾坤舉目非,此生拚與世相違。」坐牢沒有讓他收斂,反而讓他更確定自己要走的路。
1924 年,張我軍在《台灣民報》發表文章,抨擊舊文學阻礙改革,引發新舊文學論戰。賴和站在新文學這一邊,主張白話、主張文學要寫台灣的現實。[5]論戰還沒有真正平息,更尖銳的問題又來了:白話文要用誰的白話?中國的白話,還是台灣的話?
1930 年,黃石輝在《伍人報》發表〈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主張「用台灣話做文,用台灣話做詩,用台灣話做小說,用台灣話做歌謠,描寫台灣的事物」。隔年,郭秋生以兩萬餘字的〈建設「台灣話文」一提案〉響應,主張把台灣話文字化。[6]這場論戰持續將近 4 年,直到 1934 年才稍稍平息。支持的一方以賴和、莊遂性、李獻璋最為知名;反對者則認為台灣話粗俗雜沓,無法成為文學語言。[6]
今天回頭看,這場論戰爭的不只是文體,而是一個島的自我認同。一個民族如果連自己的話都不能寫進文學裡,它的故事就永遠要借別人的舌頭來說。賴和支持台灣話文,不是出於語言學的偏好,而是出於一個最樸素的信念:台灣人說的話,值得被寫下來;台灣人過的日子,值得被當成文學。殖民者最怕的從來不是幾篇抗議文章,而是一個被統治的民族開始用自己的語言想像自己。
賴和一生從未以日文寫過任何文章小說,只有醫學課本的日文筆記。[3]這不是他不會日文,而是他做了選擇:在一個說日文才有前途的時代,他堅持用漢文、用白話、用台灣人聽得懂的話寫作。語言在這裡不是工具,而是一種忠誠。
第五章牢獄、詩與不肯低頭的晚年
1930 年代,是賴和創作最旺盛的十年,也是台灣處境最艱難的十年。1930 年 1 月,他發表長篇小說〈蛇先生〉,連載於《台灣民報》;1931 年 4 月,他以筆名「安都生」在《台灣新民報》發表長詩〈南國哀歌〉,悼念霧社事件中起義的原住民。[5]霧社事件發生在 1930 年 10 月,賽德克族人為反抗殖民壓迫而起義,遭到殘酷鎮壓。賴和的詩把台灣漢人與原住民放在同一個受害的位置上:殖民統治的受害者不分族群,整個島都是一體的。
同一時期,他也以《台灣民報》文藝欄主編的身分,提拔了楊逵、楊守愚、葉石濤、吳濁流、呂赫若等新進作家。[4]他不是一個人在寫作,他在培養一整代人。一個文學傳統就是這樣長出來的:有人先寫,有人接著寫,寫的人越來越多,島的故事就越來越完整。葉石濤後來寫台灣文學史時,把賴和放在開創者的位置,不是因為他寫得最多,而是因為他讓後來的人相信,台灣值得被寫。
1941 年 12 月 8 日,珍珠港事變當天,賴和再度被日本當局逮捕入獄,關押約 50 日,當局始終不願告知逮捕的理由。[5]在獄中,他以稻草製成的粗紙寫下〈獄中日記〉。這一次入獄對他的身心造成嚴重衝擊。出獄後不到兩年,1943 年 1 月 31 日,他因心臟病發作去世,享年 48 歲,留下上萬元債務。[5]
一個一生替窮人看病、替窮人寫作的人,死的時候一貧如洗。這不是悲劇的諷刺,而是他一生選擇的結果。他本來可以靠醫術過上安穩的日子,本來可以靠日文寫作換取體制的賞識,但他把每一次安穩都換成了不肯低頭。賴和紀念館的牆上寫著他的詩句:「勇者當為義鬥爭。」[3]這句話不是口號,是他用一生寫下的註腳。
終章他留下的不是書,是一面鏡子
賴和死後 80 多年,台灣已經換了好幾個時代。他寫的秤、寫的警察、寫的蔗農,都成了歷史課本裡的名詞。但他提出的問題還在,而且每一個時代都要重新回答一次:一個島,要怎樣才能用自己的話,說自己的故事?
今天的台灣人不再需要為「能不能用自己的話寫作」而坐牢,賴和當年爭取的東西,已經變成日常。但正因為變成了日常,我們更容易忘記它曾經需要付出多大的代價。語言自由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它是一代一代人用坐牢、用貧窮、用性命換來的。賴和的價值不在於他預見了未來,而在於他在最黑暗的時候,仍然相信台灣人值得擁有自己的聲音。
讀賴和,最好的方式不是把他供在神壇上,而是回到他寫作的起點:去菜市場看看,去診所門口站一會兒,去聽聽那些不會寫文章的人怎麼說自己的日子。文學的起點從來不在書房裡,而在生活裡。賴和留給台灣的,不是一套文學理論,而是一面鏡子:照見一個島如何從被別人定義,走向自己定義自己。
一桿秤被折斷了,將近 100 年。秤還在,島還在,寫故事的人也還在。這大概就是賴和最想看到的結局:故事沒有寫完,因為寫故事的人,從來不只有他一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