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七月二日清晨
1997 年 7 月 2 日清晨,曼谷的銀行還沒開門,泰國央行先開了口:泰銖不再釘住美元了。消息傳到交易室時,泰銖在境內市場一天跌了 15%,境外市場跌了 20%。[4]一個借了太多美元的國家,在一個早上發現自己借的錢突然變貴了將近 1/5。沒有人知道,這只是第一張倒下的骨牌。
那一年夏天,亞洲是全世界最相信明天會更好的一塊大陸。泰國、印尼、馬來西亞、韓國,經濟成長率一個比一個漂亮,外資一個比一個踴躍。可是繁榮的底下有一條暗流:大家借的都是美元,賺的都是本國貨幣,匯率由政府用一句承諾撐著。承諾這種東西,平時看不見重量,破掉的時候才知道它原來是整個經濟的承重牆。
這本書要講的,就是那面牆怎麼倒的,倒的時候有哪些人站在牆邊,以及倒完之後,東亞為什麼再也不是原來的東亞。
第一章借來的繁榮
泰銖釘住美元,是從 1984 年開始的安排。十多年來,泰銖兌美元大約維持在 25 泰銖上下,穩得像一條不會動的河。[6]對泰國的企業來說,這條河太方便了:借美元的利息比借泰銖便宜,匯率又十幾年不動,借美元等於沒有匯率風險。於是工廠借美元蓋廠房,地產商借美元蓋大樓,金融公司借美元再借出去,整個國家像一個人用信用卡過日子,而且刷了十幾年都沒出過事。
問題是,借來的錢要還,而還錢的能力取決於出口。1996 年,泰國的出口開始放緩,經常帳赤字越拉越大,房地產的空屋越蓋越多,金融公司的壞帳越積越厚。聰明的錢聞到了味道,開始悄悄把泰銖換成美元。泰國央行的做法是拿外匯存底出來買泰銖,硬撐住那個 25 的數字,利率一路拉高到 24% 以上,還是撐不住。[6]利率越高,企業死得越快;企業死得越快,錢跑得越快。這是一個自我實現的惡性循環,而央行手裡的籌碼只會越來越少。
到了 1997 年 7 月 2 日,籌碼見底了。泰國央行宣布泰銖改採管理浮動,等於承認那個撐了十多年的數字守不住了。泰銖當天重貶,之後一路下探,到了 1998 年 1 月,兌美元貶幅已達 56%。[6]借美元的人一夜之間發現,自己的債務在泰銖計價下翻了一倍。工廠倒閉,銀行倒閉,失業像潮水一樣漫進曼谷的每一條街。
第二章放空的人
泰銖倒下的那天,全亞洲都在問同一個問題:是誰幹的?答案很快有了一個名字:喬治·索羅斯。這個名字在 1992 年放空英鎊一戰成名,五年後又出現在曼谷的上空。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迪公開指控他是西方陰謀的一部分,要親手終結亞洲的經濟奇蹟。[8]一夜之間,索羅斯成了整個東南亞的頭號敵人。
但事情比「一個人搞垮一個國家」複雜得多。索羅斯在 2000 年出版的書裡自己承認:1997 年 1 月,他管理的量子基金確實在遠期市場放空了泰銖與令吉,發出泰銖可能高估的市場訊號。[7]他也堅持,對沖基金沒有引發危機,只是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如果泰國當局早一點回應存底流失的警訊,調整會提早發生,痛苦也會小得多。[7]這段自辯,當然是站在他自己的立場上說的。
市場裡的數字提供了另一面。據泰國央行前官員在市場上聽到的說法,量子基金動用約 7 億美元放空泰銖;而真正的大戶是朱利安·羅伯遜的老虎基金,押注高達 30 億美元。[8]1997 年 5 月 14 日那一天,投機者單日對泰銖的押注就達到 100 億美元。[8]泰國央行一度反擊,設立雙層匯市、禁止本地銀行借泰銖給外資,一度讓放空者吃了虧——索羅斯的操盤手史丹利·杜肯米勒後來承認,第一回合他們被打得很慘。[8]但第二回合來得更快,也更狠。
把索羅斯寫成唯一的兇手,是一種安慰人心的簡化。真正的兇手是一個結構:十幾年不動的匯率鼓勵所有人借美元,監管鬆弛讓金融公司把錢借給蓋不完的大樓,熱錢自由進出讓信心一轉向就變成踩踏。索羅斯看見了那個結構,也下了注;但沒有那個結構,他的注根本無從下起。把危機全推給一個人,恰恰放過了真正該檢討的制度。
第三章傳染
泰銖一倒,市場立刻用同一把尺去量每一個鄰居。菲律賓披索在 7 月 12 日放手,馬來西亞令吉在 7 月 14 日跟進。[6]投資人的邏輯很簡單:泰國有的病,你們也可能有。經常帳赤字、短期外債、房地產泡沫,這些病徵在東南亞幾乎人人都有,只是輕重不同。一旦有人開始懷疑,懷疑本身就成了最有傳染力的病毒。
印尼是下一個重災區。1997 年 8 月 14 日,印尼盾改為自由浮動,原本以為會平穩落地,結果一路下墜:從 2400 盾兌 1 美元左右,跌到 1998 年 1 月 22 日的約 17000 盾,貶值超過 80%。[11]盾幣崩盤不只是數字的事,進口物價飛漲、銀行擠兌、企業外債違約,整個社會的日常秩序都被捲進去。到了 1998 年 1 月,印尼不得不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談判新的紓困方案。[11]

台灣也沒能置身事外。儘管台灣的外匯存底雄厚、經常帳常年順差,投機的浪頭還是打了過來。中央銀行從 7 月初到 10 月 17 日,花了 70 多億美元死守新台幣 28.6 元兌 1 美元的價位,最後在 10 月中放手,新台幣應聲跌到 30.5 元,到了 1998 年 1 月初,已從 28 元跌到 34.5 元,貶幅 19%。[10]台灣的教訓是:基本面再好,也擋不住一場區域性的信心崩塌;能做的,是讓跌幅比別人小,傷口比別人淺。
韓國是最後一個倒下的大國,也是最讓人意外的。1997 年初,韓國還是全球第 11 大經濟體,三十年經濟奇蹟的模範生。但財閥過度擴張、短期外債高築,到了 12 月底,韓元兌美元已跌掉 55%。[6]11 月下旬,韓國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援,12 月 3 日簽下紓困方案。[1]一個國家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援,等於在全世界面前承認自己付不出帳單——對自尊心極強的韓國人來說,那一天的羞辱感,不亞於匯率本身的跌幅。
第四章香港:回歸後的第一場仗
香港回歸中國,是 1997 年 7 月 1 日午夜的事。[12]24 小時後,泰銖棄守。對新成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來說,這是一場在慶典的餘音裡開打的仗:聯繫匯率把港元釘在 7.8 港元兌 1 美元,十多年來沒人懷疑過它;但泰銖一倒,投機者立刻把槍口轉向這個全亞洲最富裕的目標。
第一波攻擊在 10 月來到。10 月 20 日到 23 日,恆生指數 4 天跌了 23%,10 月 23 日單日就跌 10.4%。[12]金管局為了捍衛聯繫匯率,把隔夜拆息一度推高到 300%,借錢的成本一夜之間變成天價,股市與樓市同時被掐住脖子。[12]香港這一仗,已經不只是香港的事了。
投機者的打法後來有了一個名字:雙邊套戥。一邊大量借入港元、拋售港元逼金管局拉高利率;一邊在期指市場建立大量空倉,利率一升、股市一跌,兩邊同時賺錢。香港金管局後來形容,這是一場用「雙邊套戥」策略發動的持續狙擊,目的是在金融市場製造恐慌,操縱利率與股價。[2]利率是聯繫匯率的武器,也是它的罩門:每一次用利率守匯率,股市與樓市就要付一次代價。而投機者賭的正是這一點——守得住匯率,守不住人心。
第五章十個交易日
1998 年 8 月,攻擊捲土重來,而且更兇。香港政府做了一個震驚全球自由市場的決定:親自下場買股票。8 月 14 日,金管局開始進場,財政司司長曾蔭權與金管局總裁任志剛拍板,用外匯基金買入恆指成分股。[2]
那 10 個交易日,香港政府動用了 1180 億港元,約佔當時外匯基金總資產的 18%,買入 33 隻恆生指數成分股。[2]這還不包括在期指市場建立多倉的資金。8 月 28 日是 8 月期指的結算日,也是決戰日:當天股市成交 790 億港元,創下歷史紀錄,金管局幾乎是全場唯一的買家;恆生指數收在 7830 點,比政府開始入市時高了 18%。[2]投機者原本想把指數壓到 4000 點,結果連一半都沒摸到。
入市的決定在當時招來鋪天蓋地的批評:政府干預自由市場、破壞香港的金字招牌、拿納稅人的錢去賭。但任志剛後來回憶,這場行動不僅守住了金融體系的完整,也為香港人賺了錢——到 2000 年 8 月,政府已從入市的 1180 億港元中收回 725 億港元,手上股票的市值仍有約 1750 億港元。[3]那些股票後來陸續處分,政府並在 1999 年 3 月 16 日公開承諾,即使持股足夠,也不會向恆指公司的董事會派任董事。自由市場的教條在那 10 天讓了路,讓給了一個更原始的道理:當對手不按規則出牌,死守規則的人先死。
第六章進駐的人與拒絕的人
危機爆發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了東亞最忙碌的訪客。泰國在 8 月接受 172 億美元的方案,印尼在 10 月拿到 423 億美元,韓國在 12 月簽下 582 億美元。[1]其中基金組織本身出資:韓國 209 億美元、印尼 112 億美元、泰國 40 億美元,其餘來自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與各國政府的雙邊承諾。[1]三個方案加起來,是基金組織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集體救援。
錢不是白給的。條件是提高利率、削減公共開支、關閉破產銀行、推動結構改革——一套為拉丁美洲預算危機開的藥方,開給了東亞的私人債務危機。藥吃下去,經濟先縮得更厲害,失業與貧窮蔓延,街頭出現抗議。在泰國與印尼,許多人至今認為,那場救援救的是外國的銀行與投資人,而不是本地的老百姓。這種怨恨,後來成了東亞各國拼命累積外匯存底的動力:再也不想有求於人。
只有一個國家說不。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迪拒絕了基金組織的方案,1998 年 9 月實施資本管制,把令吉釘在固定匯率,關上資本自由進出的大門。[9]當時正統的經濟學界幾乎一面倒地譴責他,認為這是開倒車、是自絕於世界。但馬來西亞的經濟隨後復甦的速度,並不比接受紓困的鄰國慢。二十多年後回頭看,資本管制究竟是魯莽還是先見,經濟學家仍在爭論;但至少有一點是確定的:1998 年 9 月的那個決定,證明了在危機面前,教科書不是唯一的答案。
終章沒有贏家,只有倖存者
風暴過去之後,東亞變了一副模樣。泰銖、印尼盾、令吉、韓元,沒有一個回到原來的價位;成千上萬家企業消失了,幾代人的積蓄蒸發了,印尼與韓國的政治版圖也隨之改寫。香港守住了聯繫匯率,但付出的代價是樓價腰斬、經濟衰退,以及一整代人對「明天一定會更好」這句話的懷疑。
索羅斯的名字留下來了,成了一個符號:有人用它來罵投機,有人用它來罵政府,有人用它來提醒自己——市場不是道德法庭,它只獎勵看得準的人,不獎勵看得對的人。但真正該記住的不是一個名字,而是一組數字背後的教訓:借短錢、投長資產、用政府的承諾替風險背書,這三件事湊在一起,任何一個國家都可能在一夜之間發現,自己原來是站在懸崖邊上。
1997 年教會東亞的,不是如何預測下一場危機,而是如何活過它:存夠外匯存底,別讓短期外債超過自己的承受能力,別把一句「匯率永遠不動」當成國策。二十多年過去了,這些教訓寫進了教科書,也寫進了每一個經歷過那兩年的人心裡。風暴會再來——風暴總是會再來。問題從來不是它來不來,而是來的時候,你站在哪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