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一句話活了兩千五百年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這句話出現在《論語》的第一篇、第一章,說的是一個再平常不過的動作:學了東西,時常溫習,心裡會有一種說不出的愉快。兩千五百多年過去了,這句話還在被引用,還在課本裡,還在長輩訓誡晚輩的話頭上。一句話能活這麼久,不是因為它寫得漂亮,而是因為它說中了一件不會過時的事:人是靠學習長大的。

孔子生於前 551 年,卒於前 479 年,是春秋時代魯國人。[5]他一生沒有寫過一本書,留下的《論語》是弟子與再傳弟子在他死後編成的語錄。[4]一本別人幫他寫的書,一個沒有留下半篇親筆文章的人,卻成了中國歷史上被引用最多的人。這件事本身就值得想一想:到底是什麼樣的話,可以在作者死後兩千五百年還不被忘記?

答案不在書裡,而在書外。孔子生活的時代,周王室已經管不動天下,諸侯互相攻伐,舊的禮制崩壞,新的秩序還沒有長出來。一個人要在那樣的時代裡活下去,靠的不是出身,不是武力,而是一套能夠安身立命的辦法。孔子給出的辦法很樸素:先把自己修好,再把身邊的人帶好,最後才談治國。這本書要講的,就是這套辦法是怎麼來的,又為什麼到今天還管用。

第一章一個沒有學校的時代

孔子出生的時候,中國還沒有學校這個東西。春秋時代大約從前 770 年延續到前 481 年,[5]周天子名義上還是天下的共主,實際上連自己的封地都快保不住。各國的卿大夫把持政權,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舊的秩序一天天鬆動。教育在那個時代是貴族的專利,詩書禮樂只在王室與大族之間流傳,一個平民子弟想要讀書,連門都摸不到。

孔子的出身正好卡在這個門檻上。他的父親叔梁紇是魯國的一名武士,家道已經中落,孔子三歲喪父,家境清寒。他自己在《論語》裡說,因為「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年輕時做過管倉庫的小吏、管牛羊的小吏,什麼雜事都幹過。[5]一個出身低微的人,卻對禮樂典籍有著近乎執著的熱情。他去周王室的都城問禮,聽了韶樂三個月不知肉味。三十歲上下,他開始收學生,講詩書禮樂。這件事在當時是離經叛道的:學問從此不再是貴族的私產。

這一步的意義,後來的人往往低估了。孔子不是第一個有思想的人,卻是第一個把思想變成一門手藝、再把這門手藝傳給普通人的人。辦私學這件事,表面上看是開了一間教室,實際上是把整個文明的火種從貴族手裡接了過來,交到更多人手上。沒有這一步,後面的一切都不會發生。

第二章有教無類

「有教無類。」這四個字出自《論語·衛靈公》,[1]是孔子教育思想裡最有名的一句話。意思是:辦教育,不分出身貴賤,不問來歷,人人都可以教。這句話今天聽起來像一句口號,在兩千五百年前卻是一場革命。因為在當時,一個人的前途幾乎由出身決定,學問是身分的一部分,不是人人可以分享的東西。

孔子的學生來自各行各業。顏回最窮,一簞食,一瓢飲,住在陋巷,卻是孔子最欣賞的弟子;子貢是商人出身,口才好、眼光準,後來富甲一方;子路性格粗直,帶劍來拜師;曾參年紀小,資質不算出眾,卻以孝道與誠信聞名。據《史記》記載,孔子弟子大約有 3,000 人,其中通曉六藝的有 72 人;[2]另一處記載則說受業身通者 77 人,數字略有出入,[11]但規模之大在當時是空前的。一個老師,一間沒有圍牆的教室,教出了整整一代人。

他教的方法也很特別。孔子很少長篇大論,更多是問答。學生問一句,他答一句,答完常常反問回去。「三人行,必有我師焉」,[1]這句話不是謙詞,而是他教學方法的寫照:每個人身上都有可學之處,老師與學生的位置是可以互換的。「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學生自己先想不通、說不出來,老師才點他一下。這種教法培養的不是背書的人,而是會自己想的人。

更值得注意的是,孔子教的不只是知識,更是做人的分寸。詩書禮樂六藝之中,禮排在很前面。禮不是繁文縟節,而是一套讓人與人相處不至於互相傷害的規則。一個人知道在什麼場合該說什麼話、該做什麼事,社會才有辦法運轉。孔子把這套規則教給平民,等於把文明的通行證發給了更多人。

第三章仁,一個字的政治學

如果只能用一個字概括孔子,應該是「仁」。仁這個字在《論語》裡出現了 109 次,弟子問過無數次,孔子的回答每次都不一樣。問什麼是仁,他有時說「克己復禮為仁」,有時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有時只說一句「愛人」。答案之所以不一樣,是因為仁不是一條可以背下來的定義,而是一種面對具體處境時的判斷力。

其中最著名的一句,是子貢問他有沒有一個字可以終身奉行,孔子回答:「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1]這句話後來被稱為恕道,也被西方學者視為與黃金法則相通的思想。但它的重點不在道德高調,而在一個很實際的操作:你先想想自己不願意被怎麼對待,再決定怎麼對待別人。一個社會如果人人都這樣想,很多衝突根本不會發生。

仁不只關乎個人修養,更是孔子的政治學。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1]意思是執政者靠德行感召百姓,就像北極星定在那裡,眾星自然環繞。這個主張在當時幾乎沒有市場。諸侯們要的是富國強兵,是馬上見效的權術,孔子講的卻是慢功夫:先修身,再齊家,再治國,最後才談平天下。君主不修身,法令再多也沒有用,因為百姓看的是上面的人怎麼做,不是聽上面的人怎麼說。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這套想法的厲害之處在於,它把政治問題轉化成人性問題。國家治理得不好,追根究柢是人的問題;人的問題,追根究柢是教育與修養的問題。孔子不談鬼神,不談來世,不談玄妙的宇宙論,他談的是眼前這個人該怎麼活、這個社會該怎麼運作。這種務實,正是他的思想能夠跨越時代的原因:只要人還要在一起生活,仁的問題就永遠不會過期。

第四章十四年在路上

孔子 55 歲那年離開魯國,開始了長達 14 年的周遊列國。[10]這不是一次悠閒的旅行,而是一次帶著弟子四處求職的漫長旅程。從前 497 年到前 484 年前後,他先後到過衛、宋、鄭、陳、蔡、楚等國,[10]每到一處就向當地君主陳述自己的治國主張,希望有人願意採用。結果是:沒有一個國家真正用他。

曲阜孔廟屋脊的綠色琉璃瓦與龍紋裝飾
曲阜孔廟屋脊的綠色琉璃瓦與龍紋裝飾。Green glazed tiles and dragon ornament on the roof of the Confucius Temple in Qufu.(圖片:Wikimedia Commons)

這 14 年裡充滿了狼狽。路過匡地,被當地人誤認成仇人陽虎,圍困了 5 天;在宋國,司馬桓魋派人砍倒他講學的大樹,想要他的命;在陳、蔡之間,師徒一行被圍困在野外,斷糧 7 天,跟隨的人病倒得起不了身。[2]子路忍不住問:君子也會有走投無路的時候嗎?孔子回答:「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君子在困境裡守住底線,小人一窮就什麼都幹得出來。這句話不是安慰,而是一條分界線:一個人值不值得敬重,就看他在最難的時候怎麼做。

前 484 年前後,68 歲的孔子回到魯國,魯國尊他為國老,卻仍然不用他的主張。[10]他把最後幾年花在整理詩、書、禮、樂上,把一生的心血交給弟子與典籍。從政治上看,他的一生是失敗的:他想當的宰相沒當成,想推行的仁政沒有一個國家採納。但從文明的尺度看,這 14 年的失敗恰恰是他最寶貴的遺產。一個人帶著一群學生,在路上走了 14 年,什麼都沒有得到,卻把一種信念走成了傳說。

這裡有一個值得深思的對照。孔子同時代的許多人也在求官、也在遊說,但他們留下的是成敗,孔子留下的是一套標準。他證明了一件事:一個人的價值,不取決於他得到了什麼位置,而取決於他在得不到位置的時候,還願不願意堅持自己相信的東西。這種堅持,後來成了中國讀書人的人格底色。

第五章軸心時代的三盞燈

孔子不是一個人在思考。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1949 年)中提出「軸心時代」的概念:大約在前 800 年到前 200 年之間,中國、印度、波斯、以色列與希臘幾乎同時出現了一批思想家,他們彼此沒有聯繫,卻不約而同地追問同一個問題——人應該怎麼活。[6][8]雅斯貝爾斯說,這個時代奠定了人類精神的基礎,我們至今仍然生活在這些思想的餘波裡。

在中國是孔子,在印度是佛陀,在希臘是蘇格拉底。三個人的人生驚人地相似:都沒有寫過一本書,都靠弟子記錄言行,都在亂世中追問人生的意義。佛陀大約生於前 563 年,卒於前 483 年,[9]比孔子年長約 12 歲;蘇格拉底約生於前 470 年,卒於前 399 年,[8]比孔子晚了將近一個世紀。三個人都沒有見過面,卻像三盞在同一個黑夜裡亮起的燈。

但他們照亮的方向並不相同。佛陀向內看,追問苦的根源,主張出離世間;蘇格拉底向內看,追問什麼是真理,主張認識你自己;孔子向外看,追問人與人之間該如何相處,主張在世間把事情做好。一個講解脫,一個講真理,一個講秩序。這三種答案沒有誰對誰錯,它們共同構成了一幅完整的圖:人類在同一個時代裡,從三個方向同時發現了「人」這個問題。

孔子在三人之中是最「入世」的一個。他不談死後世界,不談輪迴,不談靈魂的歸宿。子路問他關於死的事,他回答:「未知生,焉知死。」[1]這句話常常被誤讀為迴避,其實是一種立場:先把活著的事弄清楚,再去想死後的事。一個文明如果連活著的問題都沒有解決好,談再多來世都沒有意義。孔子的入世,讓他的思想成了最適合用來治理社會、組織人群的那一種。也正是這個原因,他的學說在後世走得最遠。

第六章從私學到官學

孔子死後,他的思想並沒有立刻成為主流。戰國時代百家爭鳴,儒家只是其中一派;秦始皇統一中國後重法輕儒,儒學一度遭到打壓。真正的轉折發生在漢代。漢武帝在位時,董仲舒上書主張以儒術為國家學問的中心;前 136 年,朝廷設立五經博士,儒家經典正式成為官方學問,[12]讀儒家經典的人開始有機會進入官場。孔子生前求而不得的位置,他的弟子們在 300 多年後以另一種方式得到了。

從此以後,《論語》不再只是一本課堂筆記,而是一本國家教科書。漢代設太學,唐代以後科舉制度逐漸成形,讀書人想要做官,繞不開四書五經;宋代朱熹把《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合為四書,[4]孔子的話成了讀書人從小背到大的課文。一個私學老師的言論,就這樣變成了一個帝國的人才標準。

這個過程有得也有失。得到的是,孔子的思想有了制度的保護,得以流傳兩千年;失去的是,孔子的話一旦變成考試內容,就很容易被教條化。後人引用孔子,常常不是為了理解他,而是為了證明自己是對的。明清兩代,科舉八股把《論語》變成了一套標準答案,孔子本人的活潑與懷疑反而被壓住了。這是所有偉大思想共同的命運:一旦被權力收編,鋒芒就會被磨平。

但值得注意的是,孔子的思想每一次被教條化之後,總會有人重新回到《論語》原文,重新發現那個活生生的孔子。宋代的朱熹是這樣,清代的考據學者是這樣,20 世紀的胡適也是這樣。一本書能夠被反覆重新發現,恰恰說明它裡面有超過教條的東西。那些東西,就是孔子留給後世最耐用的部分。

終章為什麼我們還在引用他

回到最初的問題:為什麼兩千年過去了,我們還在引用孔子?一個簡單的答案是,因為他說的不是道理,而是方法。「溫故而知新」,[1]說的是學習的方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說的是與人相處的方法;「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說的是思考的方法。道理會過時,方法不會。只要人還要學習、還要與人相處、還要思考,這些方法就永遠有地方用。

孔子在《論語·為政》裡有一段著名的自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1]這段話常被當成人生階段的劃分來讀,但它真正動人的地方在於最後一句:70 歲的人,心裡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卻不會越出規矩。自由與自律在這裡合而為一。一個人如果從 15 歲開始學,一路學到 70 歲,學到的不是知識的堆積,而是一種分寸感:知道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而且做起來毫不費力。

如果孔子今天走進一間教室,看到學生人手一台電腦、所有問題都能立刻查到答案,他會說什麼?也許他會說,查得到答案不等於想通了問題。學問從來不在書裡,也不在螢幕裡,而在你願不願意花時間去想、去問、去試。

孔子死於前 479 年,享年 73 歲,[10]葬在曲阜城北的泗水岸邊。他的弟子為他守喪 3 年,子貢在墓旁結廬住了 6 年。[2]弟子們散去之後,把老師的話編成《論語》,20 篇,492 章,[3]傳給了下一個世代。就這樣,一代傳一代,一句話傳了兩千五百年。

我們引用孔子,不是因為他是聖人,而是因為他是一個把普通人能做到的事做到極致的人。他沒有權力,沒有財富,沒有軍隊,只有一群學生和一堆話。但這些話裡藏著一套關於怎麼活、怎麼待人、怎麼治理社會的完整答案。只要這些問題還在,孔子就不會過時。一句話能活兩千五百年,不是奇蹟,而是一種證據:證明有些問題,人類從來沒有真正解決過,也證明有些答案,值得被一代一代重新說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