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1900 年 12 月:東京的一場會議
1900 年 12 月 10 日,東京日本橋一間銀行的集會所裡,一群人圍著桌子,成立了一家公司,資本額 100 萬元。公司的名字很直白:臺灣製糖株式會社。他們要做的事也很直白:在台灣,用機器大量生產砂糖,賣給日本。
同一年的北京,義和團圍攻各國公使館區 55 天,八國聯軍在 8 月打進北京城。中國的舊秩序正在崩塌,而在東京的這間會議室裡,日本帝國正在為它的新殖民地台灣,畫一張完全不同的藍圖——不是駐軍,不是教化,是一根甘蔗。
一根甘蔗能有多大的力量?它能讓一個島的土地重新分配,讓幾十萬農民改變種什麼、為誰種,讓鐵路穿過田野、讓城鎮沿著軌道長出來,讓一個產業佔去全島工業產值的一半以上,再讓它在半個世紀後幾乎消失,只留下兩座還在冒煙的糖廠,和一列穿越花田的五分車。
這篇文章講的,就是這根甘蔗的故事:它如何來到台灣,如何變成一個帝國,又如何退場——以及它退場之後,台灣還剩下什麼。
第一章甜的起源
甘蔗來台灣,比大多數人以為的還早。17 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統治台灣時,蔗糖已經是島上最重要的出口商品。1636 年,台灣外銷到日本的白糖有 1 萬 2042 臺斤,紅糖 11 萬 0461 臺斤;到了 1652 年,一年的外銷量達到 8 萬擔,約 4800 公噸。[2]
糖之所以值錢,是因為它同時是奢侈品和必需品。在沒有冷藏、沒有防腐劑的年代,糖是保存食物、釀酒、入藥的材料;對歐洲和日本的有錢人來說,糖更是身分的象徵。台灣的陽光和雨水剛好適合甘蔗,荷蘭人看到了這一點,開始鼓勵漢人移民種蔗、製糖。糖廍——那種用牛拉石磨榨汁、再以柴火熬煮的傳統糖坊——遍布嘉南平原。
明鄭時期,鄭氏政權一度為了糧食鼓勵種稻,糖產量下滑;後來劉國軒從福建引進新種蔗苗、聘請製糖師傅改良技術,年產量回升到 1 萬 8000 公噸。1682 年,台灣輸出到長崎的糖有 9923 擔。糖換回來的是什麼?是製造火器需要的銅和鉛。[2]
清代的 200 年裡,糖、茶、樟腦是台灣最重要的三樣出口商品,糖始終佔有一席之地。日本人從 17 世紀就開始進口台灣糖;清代的《續修臺灣府志》說,日本長崎最喜歡台灣貨,白糖、青糖「價倍他物」。一個島的命運,有時候就是這樣被一種作物的價格決定的。
而日本對糖的需求,到了 19 世紀末已經大到無法忽視。1894 年,日本一年消費砂糖 400 萬擔,自己只生產 80 萬擔,剩下的全靠進口——其中最大宗的來源,就是台灣。日本拿到台灣的第二年,就有人開始算這筆帳:與其花錢買別人的糖,不如在台灣自己種、自己煉。[1]
第二章1900 年的賭局
1898 年上任的第四任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和他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把台灣殖民政策的中心放在產業振興,而產業振興的中心,就是糖業。後藤新平的算盤很清楚:台灣總督府要財政獨立,不能一直靠日本本土撥款;而要財政獨立,最快的路就是把台灣的糖變成日本的糖。[3]
問題是,錢從哪裡來?1900 年 5 月,兒玉總督親自到東京,承諾給新會社為期 5 年、資本額 6% 的補助,第一年先給 1 萬 2000 圓。有了這張保證,三井財閥才點頭。1900 年 6 月 13 日,發起人會在東京三井集會所召開;12 月 10 日,創立總會選出鈴木藤三郎擔任首任社長,山本悌二郎擔任支配人,資本額 100 萬元——其中 1000 股由宮內省出資。臺灣製糖株式會社就此誕生。[3]
1901 年春,工廠在橋仔頭動工——今天的高雄橋頭。為了確保原料供應,會社一口氣收購周邊約 746 甲土地,闢建自營農場。1902 年 1 月 15 日,工廠正式啟用,這是台灣第一座新式製糖廠:機器取代了牛拉的石磨,蒸汽取代了柴火,甘蔗從田裡進來,變成白糖從港口出去。同年 6 月,總督府頒布「糖業獎勵規則」,整個遊戲規則就此定型。[3]
遊戲規則的核心,是一張地圖。總督府把全島劃分成一個個「原料採取區域」,每個區域的甘蔗只能賣給指定的糖廠,蔗農不能自由選擇買家。糖廠有了穩定的原料,蔗農有了穩定的銷路——但價格由誰決定?答案是糖廠。蔗農種什麼、種多少、什麼時候收割,都要配合糖廠的開工期。一個農民的曆法,從此由工廠的煙囪決定。
跟進的資本很快就來了。鹽水港製糖在 1903 年 12 月成立,明治製糖和大日本製糖在 1906 年 12 月先後進軍台灣。到了 1905 年,全島的新式製糖廠已經有 7 家;1906 年起,砂糖的出口額超越茶葉,成為台灣最重要的出口商品。到了日治末期,臺灣製糖一家就掌握了曾文溪以南所有的製糖所與原料區——一個會社的版圖,就是半個台灣的南半部。[3][1]
這就是「米糖相剋」:稻米養人,甘蔗賺錢,兩種作物爭同一塊地。蔗農夾在中間——種稻,收入穩定但微薄;種蔗,收入看糖廠的臉色。總督府在 1900 年到 1925 年間,總共補貼糖業 2470 萬圓,約佔生產額的 5.7%。補貼的錢來自哪裡?來自日本納稅人的口袋,和台灣蔗農被壓低的蔗價。帝國的算盤,從來不是免費的。[1]
第三章鐵道劃出的島
糖廠最大的難題,不是煉糖,是運輸。甘蔗砍下來之後,糖分每小時都在流失,必須在一天之內送進工廠。牛車太慢,公路太少,唯一的答案是鐵路——但不是縱貫線那種大鐵路,而是一種窄窄的、762 公釐軌距的輕便鐵路,專門為甘蔗而生。
1905 年,橋仔頭糖廠的廠長山本悌二郎到夏威夷考察,看到當地的甘蔗輕便鐵路,回來立刻申請引進。1906 年,橋仔頭鋪下第一段鐵軌,最初還用水牛牽引;1907 年 9 月 15 日,台灣第一條糖業鐵路正式啟用,同年 11 月改用蒸汽機車。這些小火車因為軌距大約是標準鐵軌的一半,被叫做「五分車」。[4][5]
五分車不只運甘蔗。1909 年 5 月 20 日,鹽水港製糖的新營到岸內路線開始載客,農民、學生、進香客都搭上了糖廠的火車。1911 年,大日本製糖的北港到虎尾線通車,成千上萬的信徒搭著五分車到北港朝天宮進香。鐵路以糖廠為中心向外放射,像蜘蛛網一樣鋪滿嘉南平原,再與縱貫線接軌,蔗園、糖廠、港口連成一條線。糖廠在哪裡,城鎮就長在哪裡——虎尾、新營、蒜頭、溪湖,這些今天地圖上的小鎮,當年都是先有糖廠,後有街道。[4][5]

鼎盛時期,全島的糖業鐵路長達約 1600 公里,其中約 400 公里兼辦客運。1939 年,台灣的砂糖產量達到 141 萬 8731 公噸,創下歷史最高紀錄。1917 年,砂糖產值一度佔全島工業產值的 65.7%;1925 年,砂糖產值 1 億 6200 萬圓,佔 54.3%;1937 年,這個比例是 56.4%。台灣所產的砂糖,90% 以上銷往日本——一個島種甘蔗,養一個帝國的甜味。[1][2][5]
但繁榮的另一面,是依附。蔗農的土地被劃進原料區,甘蔗的價格由糖廠決定,連收割的時間都要配合工廠。糖廠的煙囪冒煙,蔗農才有收入;煙囪停工,整個村子就停擺。五分車的軌道劃出了城鎮,也劃出了邊界——軌道的那一邊,是會社的世界;這一邊,是蔗農的世界。兩邊靠同一根甘蔗活著,卻從來不是平等的兩邊。
第四章帝國的黃昏
戰爭結束了一切。太平洋戰爭末期,糖廠因為供應軍用酒精而成為轟炸目標,廠房與鐵道遭到嚴重破壞,產能一落千丈。1945 年日本戰敗,國民政府接收了四大製糖會社在台灣的全部資產;1945 年底,國省合營的台灣糖業公司成立,把 36 間糖廠整併為一家國營企業。民營的糖業帝國,變成了公營的獨占事業。[1][2]
戰後的台糖,起初仍然是台灣的經濟支柱。1951 年,台糖的產值約佔製造業主要產品值的 20%。1946 年到 1949 年間,台灣的糖主要銷往上海;蔗農改用「分糖法」與糖廠拆帳,農民大約分得一半。糖換來的外匯,買回了機器、肥料與糧食,支撐著一個戰後百廢待舉的島。[1]
但遊戲的規則已經變了。1949 年底國民政府撤退來台,台灣不再是日本經濟圈的一部分;1950 年起,台糖必須在國際市場上與巴西、古巴、爪哇的糖正面競爭,而台灣的甘蔗生產成本比人家高,關稅保護也沒有了。1960 年,砂糖還佔出口總值的 44%;到了 1970 年,只剩 3.2%;1978 年,0.55%。台糖產值佔製造業的比例,從 1951 年的 20% 跌到 1965 年的 5%,1978 年再跌到 0.8%。數字不會說謊:糖的時代結束了。[1]
糖廠一間一間關門。橋頭糖廠在 1999 年停產——那座台灣第一座新式糖廠,運轉了 97 年。1977 年,台灣的砂糖產量一度回升到 106 萬 9547 公噸,那是最後的回光返照。此後,台灣從出口砂糖的地區,變成進口砂糖的地區。到了 2010 年代,台糖只剩下虎尾、南靖、善化三間蔗糖廠以及小港煉糖廠仍在運轉,南靖也在 2009 年停止製糖。[2][5]
今天,全台灣只剩下兩座還在製糖的糖廠:雲林虎尾和台南善化。虎尾糖廠創建於 1907 年,是台灣唯二仍在運作的百年糖廠,也是全台唯一還用五分車運甘蔗的地方。113/114 年期,虎尾預計採收 21 萬 6300 公噸甘蔗,產製 1 萬 9500 公噸本土二砂。一個曾經年產 141 萬公噸的產業,如今一年只產不到 2 萬公噸。[6]
終章甘蔗的餘味
糖廠關門之後,留下來的是什麼?首先是土地。台糖接收了四大會社的廣大土地,成為台灣平地最大的地主;糖業沒落之後,台糖靠著這些土地活下來,蓋住宅、租廠房、開加油站、種蘭花、養豬。一個靠糖起家的公司,最後靠地活著——這本身就是一句諷刺,也是台灣戰後經濟轉型最誠實的註腳。
其次是記憶。橋頭、蒜頭、溪湖、新營、烏樹林——一座座糖廠變成文化園區,五分車變成觀光列車。遊客搭著小火車穿過田野,拍照、買冰棒、聽導覽說當年的故事。鐵道還在,只是上面跑的不再是甘蔗,是懷舊。
但最值得記住的,或許不是懷舊,而是一個產業教會台灣的事:一個島可以靠一種作物站起來,也可以被同一種作物綁住。甘蔗給了台灣第一座現代化工廠、第一條產業鐵路、第一批工業城鎮,也給了它原料區的束縛、蔗價的依附和單一市場的風險。當世界改變、保護消失、成本追不上對手時,綁得最緊的繩子,斷得也最快。
1900 年 12 月 10 日,東京的那場會議,決定了一個島 50 年的命運。今天,當虎尾的五分車載著甘蔗穿過咸豐草的花田,煙囪的白煙升上天空,那列小火車載的不只是甘蔗——它載著一個島如何學會現代化,又如何學會放手。甜味會散去,甘蔗會枯萎,但鐵軌劃出的城鎮還在,田野還在,人還在。這就是一根甘蔗留給台灣的全部,也是全部的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