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1990 年 2 月 12 日

1990 年 2 月 12 日,星期一。台北的證券營業廳裡,加權指數盤中衝上 12,682 點——那是台灣股市有史以來最高的數字,也是此後 30 年無人能及的數字。

前一個週六收盤,12,495.34 點,已經是歷史新高。星期一開盤,指數又往上衝,盤中觸到 12,682 點。營業廳裡的人相擁歡呼——沒有人知道,這是最後的歡呼。[3]

8 個月後,指數跌到 2,485 點,跌掉約 80%。一個島的財富,在一個夏天裡蒸發了 4/5。年底收在 4,530.16 點——全年還是跌了超過一半。[3]

這篇文章講的不是一條 K 線,而是一個時代:台灣錢淹腳目的年代,全民瘋股的年代,以及一個島如何用 30 年,才把那一天的數字重新踩在腳下。12,682 點之後,台灣花了 30 年才學會:漲上去的數字會回來,但賠掉的青春不會。

第一章錢淹腳目

1980 年代中期,台灣出口大賺、貿易順差堆積,新台幣從 40 元一路升到 26 元上下,熱錢湧入。1987 年 7 月 15 日,解嚴,資金管制鬆綁,錢開始自己找出口。[7]

股市成了出口:1987 年,加權指數約 2,332 點;1988 年突破 4,000 點;1989 年衝上 9,849 點。3 年漲了 4 倍多。1987 年 2 月,台積電成立——當時還沒上市,沒有人知道這家公司 30 年後會撐起整個指數。[2][9]

出口工廠的老闆、菜市場的攤販、學校的老師、退休的公務員——全島都在談股票。營業廳門口排隊開戶,號子裡擠滿了人,連計程車司機都能報明牌。錢太多、地方太少:房地產、股市、地下投資公司,錢像水一樣漫出來。1989 年底,鴻源地下投資公司爆發擠兌,吸金案震動全島——錢的去處,已經開始出問題。

證券營業廳成了第二個客廳:早上開盤前,門口就排了隊;收盤後,人還不走,繼續交換明牌。號子裡有冷氣、有茶水、有電視牆,老人家帶著便當來,一坐就是一天。股票不只是一張紙,是那個年代的社交貨幣——見面第一句話,不是吃飽沒,是今天買什麼。

「台灣錢淹腳目」是那幾年的流行語。錢淹到腳目,意思是多到沒地方放。但錢跟水一樣:漫出來的時候人人歡呼,退潮的時候,才知道誰沒穿鞋。

第二章證所稅之亂

1988 年 9 月 24 日,財政部長郭婉容宣布:自隔年起,對證券交易所得課稅。她的理由很正當——炒股賺的錢,憑什麼不繳稅?她是中華民國第一位女性閣員,上任才兩個月,就碰上這道難題。[3][6]

市場的回答是連續 19 個跌停板:每天開盤就跌停,賣單排隊等著賣,卻賣不出去。漲跌幅限制之下,恐慌不是一天跌完,而是連續 19 天,每天看著它跌——想跑的人跑不掉,不想跑的人也開始想跑。

稅制在反彈聲中一再放寬、最後不了了之;郭婉容在 1990 年 6 月 1 日離開財政部。但市場學到的不是「稅來了」,而是「原來政府一句話,就能讓 19 天賣不掉股票」。制度會放大情緒——漲跌幅限制本來是為了冷靜市場,結果卻讓恐慌有了 19 天的時間,慢慢發酵。[3]

1988 年的插曲沒有殺死牛市——指數在當年稍作整理後繼續上漲,1989 年衝上 9,849 點。恐慌來得快,去得也快;人們記住了「跌了會回來」,卻忘了問「憑什麼回來」。1988 年的教訓,被 1989 年的上漲沖掉了。這是泡沫最擅長的事:用一次反彈,抹掉一次警告。

郭婉容的處境,是一個財政部長的縮影:稅要公平,市場要活,兩件事撞在一起,沒有兩全其美的答案。她選擇了公平,市場選擇了恐慌。兩年後,稅沒了,她也走了——留下的是一個問題:公平與活絡,到底能不能同時要?

第三章萬點

1990 年初,指數站上萬點。全島陷入一種集體的確信:股票只會漲。營業廳裡的氣氛不再是投機,是信仰——懷疑的人被當成不懂行情,空手的人被當成傻子。

融資只有一家:富華證券金融公司獨家辦理融資融券——借錢炒股的管道只有一條,但大家還是借。丙種金主、地下錢莊、親友借貸,槓桿無處不在。借錢的人相信一件事:漲得夠快,利息不算什麼。[3]

市場結構很原始:上市公司家數少、籌碼集中、股本小,一檔股票可以被少數人炒上天。漲停是常態,跌停是意外。一個市場越小,情緒的迴音越大——幾個人喊漲,全島都聽見。

萬點之上,連謹慎的人都開始懷疑自己:不買,是不是才是錯的?這種懷疑,比貪婪更可怕——貪婪讓人追高,懷疑讓人放棄判斷。當全島都相信同一件事,相信本身就成了行情的一部分。

1989 年 12 月 29 日,日本日經指數收在 38,915 點的歷史高點——隔壁的日本,比台灣早一步站上頂峰。1990 年,日本泡沫開始破裂;台灣的投資人,幾乎沒有人回頭看一眼鄰居。別人的崩盤,永遠是別人的事。[8]

第四章崩盤

1990 年 2 月 12 日,12,682 點。然後是漫長的下坡:10 月,指數跌到 2,485 點,較高點蒸發約 80%。從 2 月到 10 月,8 個月,100 萬變 20 萬。[3]

背後是央行的緊縮:為回收熱錢,央行從 1988 年起連番升息,重貼現率從 4.5% 升到 1989 年 8 月的 7.75%,存款準備率調高 4 個百分點,選擇性信用管制鎖住炒房、炒股的貸款。錢的閘門關上了,股市的水位跟著退。[3]

跌幅限制再次成為放大器:跌停賣不掉,融資戶被斷頭,斷頭再壓出新的跌停。1988 年證所稅之亂的劇本,重演了一次,只是這次沒有回頭。槓桿在上漲時是加速器,在下跌時是絞肉機——同一台機器,方向一換,結果全變。

1990 年也是世界劇變的一年:10 月 3 日,德國統一;8 月 2 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但對台灣的投資人來說,那一年只有一件事:12,682 點,和再也回不去的 12,682 點。

第五章三十年

台灣證券交易所位於台北 101 大樓內的投資人閱覽室
台灣證券交易所位於台北 101 大樓內的投資人閱覽室(2016 年攝)。1990 年的營業廳早已不在,市場搬進了新的大樓,換了新的制度——但 12,682 點這座山,橫在面前 30 年。The Taiwan Stock Exchange Investors' Reference Room in Taipei 101 (photographed in 2016). The trading halls of 1990 are gone; the market moved into a new building with new rules — but the peak of 12,682 stood in the way for thirty years.(照片:2016 年,CC0)

12,682 點像一座山,橫在台灣股市面前 30 年:2000 年網路泡沫、2008 年金融海嘯,指數幾次接近,都沒能站上去。買在 1990 年高點的人,等了 30 年才解套——而且這還沒算股息與通膨。[2][10]

這 30 年,市場慢慢長大:1991 年起開放外資直接投資;1994 年,台積電上市;期貨、選擇權、ETF 一個一個上線;漲跌幅限制放寬到 10%。市場不再是少數人炒作的小池塘,變成了一個有深度、有外資、有制度的大市場。[3][9]

2020 年 7 月 27 日,加權指數收盤 12,588 點,第一次收在 1990 年 2 月 10 日收盤高點 12,495 點之上;同日盤中最高 12,686 點,第一次越過 12,682 點。30 年,整整一個世代。[10]

30 年才爬回來,靠的不是同一批股票:1990 年的飆股大多消失了,撐起新高的是另一批公司——半導體、電子代工,一個完全不同的台灣。指數回來了,但指數裡的東西,已經全部換過。

這 30 年裡,台灣也換了一個樣子:從加工出口到半導體王國,從威權到民主,從一週工作 6 天到週休二日。指數爬回來那天,爬回來的不是 1990 年的台灣,是一個全新的台灣。

終章泡沫教會我們的事

泡沫從來不是數字,是人性:人人都覺得自己是聰明人,聰明人的特徵就是「我會在崩盤前跑掉」——但 12,682 點那天,沒有人跑。聰明人之所以是聰明人,是因為他們相信自己跟別人不一樣;而泡沫之所以是泡沫,是因為所有人都這樣相信。

制度會放大情緒:漲跌幅限制讓 19 個跌停賣不掉;單一融資管道讓槓桿無處可逃;市場越小,情緒的迴音越大。好的制度不是不讓人犯錯,而是讓錯誤不要一次傳染給所有人——1990 年的台灣,剛好相反。

1990 年的投資人沒有輸給無知——他們輸給了「這次不一樣」。每一次泡沫,都有全新的理由證明這次不一樣:這次是解嚴、是錢淹腳目、是台灣奇蹟;每一次崩盤之後,理由看起來都一模一樣。

有人在 2,485 點買進,30 年後成了贏家;有人在 12,682 點賣出,成了傳奇。但大多數人既不在最低點買進,也不在最高點賣出——他們只是普通人,在一個不普通的年代裡,做了普通人都會做的事。

12,682 點如今只是歷史數字。但它留下的問題還在:下一座山出現時,我們認不認得它?認得的人,未必跑得掉;跑得掉的人,未必認得。這就是泡沫最難的地方——它從不事先通知,只在事後留下一句話:你早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