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1990 年 2 月 12 日
1990 年 2 月 12 日,星期一。台北的證券營業廳裡,加權指數盤中衝上 12,682 點——那是台灣股市有史以來最高的數字,也是此後 30 年無人能及的數字。
前一個週六收盤,12,495.34 點,已經是歷史新高。星期一開盤,指數又往上衝,盤中觸到 12,682 點。營業廳裡的人相擁歡呼——沒有人知道,這是最後的歡呼。[3]
8 個月後,指數跌到 2,485 點,跌掉約 80%。一個島的財富,在一個夏天裡蒸發了 4/5。年底收在 4,530.16 點——全年還是跌了超過一半。[3]
這篇文章講的不是一條 K 線,而是一個時代:台灣錢淹腳目的年代,全民瘋股的年代,以及一個島如何用 30 年,才把那一天的數字重新踩在腳下。12,682 點之後,台灣花了 30 年才學會:漲上去的數字會回來,但賠掉的青春不會。
第一章錢淹腳目
1980 年代中期,台灣出口大賺、貿易順差堆積,新台幣從 40 元一路升到 26 元上下,熱錢湧入。1987 年 7 月 15 日,解嚴,資金管制鬆綁,錢開始自己找出口。[7]
股市成了出口:1987 年,加權指數約 2,332 點;1988 年突破 4,000 點;1989 年衝上 9,849 點。3 年漲了 4 倍多。1987 年 2 月,台積電成立——當時還沒上市,沒有人知道這家公司 30 年後會撐起整個指數。[2][9]
出口工廠的老闆、菜市場的攤販、學校的老師、退休的公務員——全島都在談股票。營業廳門口排隊開戶,號子裡擠滿了人,連計程車司機都能報明牌。錢太多、地方太少:房地產、股市、地下投資公司,錢像水一樣漫出來。1989 年底,鴻源地下投資公司爆發擠兌,吸金案震動全島——錢的去處,已經開始出問題。
證券營業廳成了第二個客廳:早上開盤前,門口就排了隊;收盤後,人還不走,繼續交換明牌。號子裡有冷氣、有茶水、有電視牆,老人家帶著便當來,一坐就是一天。股票不只是一張紙,是那個年代的社交貨幣——見面第一句話,不是吃飽沒,是今天買什麼。
「台灣錢淹腳目」是那幾年的流行語。錢淹到腳目,意思是多到沒地方放。但錢跟水一樣:漫出來的時候人人歡呼,退潮的時候,才知道誰沒穿鞋。
第二章證所稅之亂
1988 年 9 月 24 日,財政部長郭婉容宣布:自隔年起,對證券交易所得課稅。她的理由很正當——炒股賺的錢,憑什麼不繳稅?她是中華民國第一位女性閣員,上任才兩個月,就碰上這道難題。[3][6]
市場的回答是連續 19 個跌停板:每天開盤就跌停,賣單排隊等著賣,卻賣不出去。漲跌幅限制之下,恐慌不是一天跌完,而是連續 19 天,每天看著它跌——想跑的人跑不掉,不想跑的人也開始想跑。
稅制在反彈聲中一再放寬、最後不了了之;郭婉容在 1990 年 6 月 1 日離開財政部。但市場學到的不是「稅來了」,而是「原來政府一句話,就能讓 19 天賣不掉股票」。制度會放大情緒——漲跌幅限制本來是為了冷靜市場,結果卻讓恐慌有了 19 天的時間,慢慢發酵。[3]
1988 年的插曲沒有殺死牛市——指數在當年稍作整理後繼續上漲,1989 年衝上 9,849 點。恐慌來得快,去得也快;人們記住了「跌了會回來」,卻忘了問「憑什麼回來」。1988 年的教訓,被 1989 年的上漲沖掉了。這是泡沫最擅長的事:用一次反彈,抹掉一次警告。
郭婉容的處境,是一個財政部長的縮影:稅要公平,市場要活,兩件事撞在一起,沒有兩全其美的答案。她選擇了公平,市場選擇了恐慌。兩年後,稅沒了,她也走了——留下的是一個問題:公平與活絡,到底能不能同時要?
第三章萬點
1990 年初,指數站上萬點。全島陷入一種集體的確信:股票只會漲。營業廳裡的氣氛不再是投機,是信仰——懷疑的人被當成不懂行情,空手的人被當成傻子。
融資只有一家:富華證券金融公司獨家辦理融資融券——借錢炒股的管道只有一條,但大家還是借。丙種金主、地下錢莊、親友借貸,槓桿無處不在。借錢的人相信一件事:漲得夠快,利息不算什麼。[3]
市場結構很原始:上市公司家數少、籌碼集中、股本小,一檔股票可以被少數人炒上天。漲停是常態,跌停是意外。一個市場越小,情緒的迴音越大——幾個人喊漲,全島都聽見。
萬點之上,連謹慎的人都開始懷疑自己:不買,是不是才是錯的?這種懷疑,比貪婪更可怕——貪婪讓人追高,懷疑讓人放棄判斷。當全島都相信同一件事,相信本身就成了行情的一部分。
1989 年 12 月 29 日,日本日經指數收在 38,915 點的歷史高點——隔壁的日本,比台灣早一步站上頂峰。1990 年,日本泡沫開始破裂;台灣的投資人,幾乎沒有人回頭看一眼鄰居。別人的崩盤,永遠是別人的事。[8]
第四章崩盤
1990 年 2 月 12 日,12,682 點。然後是漫長的下坡:10 月,指數跌到 2,485 點,較高點蒸發約 80%。從 2 月到 10 月,8 個月,100 萬變 20 萬。[3]
背後是央行的緊縮:為回收熱錢,央行從 1988 年起連番升息,重貼現率從 4.5% 升到 1989 年 8 月的 7.75%,存款準備率調高 4 個百分點,選擇性信用管制鎖住炒房、炒股的貸款。錢的閘門關上了,股市的水位跟著退。[3]
跌幅限制再次成為放大器:跌停賣不掉,融資戶被斷頭,斷頭再壓出新的跌停。1988 年證所稅之亂的劇本,重演了一次,只是這次沒有回頭。槓桿在上漲時是加速器,在下跌時是絞肉機——同一台機器,方向一換,結果全變。
1990 年也是世界劇變的一年:10 月 3 日,德國統一;8 月 2 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但對台灣的投資人來說,那一年只有一件事:12,682 點,和再也回不去的 12,682 點。
第五章三十年

12,682 點像一座山,橫在台灣股市面前 30 年:2000 年網路泡沫、2008 年金融海嘯,指數幾次接近,都沒能站上去。買在 1990 年高點的人,等了 30 年才解套——而且這還沒算股息與通膨。[2][10]
這 30 年,市場慢慢長大:1991 年起開放外資直接投資;1994 年,台積電上市;期貨、選擇權、ETF 一個一個上線;漲跌幅限制放寬到 10%。市場不再是少數人炒作的小池塘,變成了一個有深度、有外資、有制度的大市場。[3][9]
2020 年 7 月 27 日,加權指數收盤 12,588 點,第一次收在 1990 年 2 月 10 日收盤高點 12,495 點之上;同日盤中最高 12,686 點,第一次越過 12,682 點。30 年,整整一個世代。[10]
30 年才爬回來,靠的不是同一批股票:1990 年的飆股大多消失了,撐起新高的是另一批公司——半導體、電子代工,一個完全不同的台灣。指數回來了,但指數裡的東西,已經全部換過。
這 30 年裡,台灣也換了一個樣子:從加工出口到半導體王國,從威權到民主,從一週工作 6 天到週休二日。指數爬回來那天,爬回來的不是 1990 年的台灣,是一個全新的台灣。
終章泡沫教會我們的事
泡沫從來不是數字,是人性:人人都覺得自己是聰明人,聰明人的特徵就是「我會在崩盤前跑掉」——但 12,682 點那天,沒有人跑。聰明人之所以是聰明人,是因為他們相信自己跟別人不一樣;而泡沫之所以是泡沫,是因為所有人都這樣相信。
制度會放大情緒:漲跌幅限制讓 19 個跌停賣不掉;單一融資管道讓槓桿無處可逃;市場越小,情緒的迴音越大。好的制度不是不讓人犯錯,而是讓錯誤不要一次傳染給所有人——1990 年的台灣,剛好相反。
1990 年的投資人沒有輸給無知——他們輸給了「這次不一樣」。每一次泡沫,都有全新的理由證明這次不一樣:這次是解嚴、是錢淹腳目、是台灣奇蹟;每一次崩盤之後,理由看起來都一模一樣。
有人在 2,485 點買進,30 年後成了贏家;有人在 12,682 點賣出,成了傳奇。但大多數人既不在最低點買進,也不在最高點賣出——他們只是普通人,在一個不普通的年代裡,做了普通人都會做的事。
12,682 點如今只是歷史數字。但它留下的問題還在:下一座山出現時,我們認不認得它?認得的人,未必跑得掉;跑得掉的人,未必認得。這就是泡沫最難的地方——它從不事先通知,只在事後留下一句話:你早就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