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1455 年 3 月:維也納的一封信

1455 年 3 月 12 日,維也納。教廷外交官埃內亞·西爾維奧·皮科洛米尼寫信給樞機主教,說他在前一年秋天,在法蘭克福看見了幾疊印好的《聖經》書頁,字跡乾淨、容易閱讀。寫信的人後來當上了教宗庇護二世;他看見的東西,比他當時以為的還大得多。

在他寫信的那一年,美因茨的一間工坊正在完成一件沒有人做過的事:用可以拆下來重排的活字,印出一部 1282 頁的拉丁文《聖經》,大約 180 部。一個抄寫員抄一部聖經要花數年;一台機器一次就印了 180 部。

但這不是一台機器的故事。這是一個問題的故事:當複製變得便宜,世界會發生什麼事?答案要從中國開始——比美因茨早了將近 600 年。

第一章六百年前的答案

868 年 5 月 11 日,一個叫王玠的人出錢印了一卷《金剛經》,為父母祈福。卷末寫著「為父母敬造普施」——免費流通。卷子長約 5 公尺,由 7 張紙接成,開頭印著佛陀向弟子須菩提說法的圖。這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有明確日期的印刷品,今天藏在大英圖書館。[1]

「為父母敬造普施。」
——王玠,《金剛經》卷末題記,868 年 5 月 11 日

這卷經在敦煌莫高窟的藏經洞裡躺了將近 1000 年,1900 年被道士王圓籙發現,1907 年賣給了考古學家斯坦因。它熬過了 1000 年的黑暗,靠的不是運氣,是印刷術最安靜的本事:印出來的東西,每一份都一樣。[2]

金剛經的卷首圖本身就是證據:佛陀說法的場面,人物、衣紋、雲氣全在一塊木板上刻出來,一印就是一幅畫。雕版印刷在 868 年已經是一門成熟的手藝,不是粗糙的試驗品。

1041 年至 1048 年,北宋的畢昇用膠泥刻字、燒硬,排在鐵板上印書。這是世界上最早的活字,比古騰堡早了大約 400 年。沈括在《夢溪筆談》裡詳細記下了做法:常用字刻 20 多個備用,印完加熱取下,活字可以重複使用。[3]

868 年《金剛經》的卷首圖與經文
868 年《金剛經》的卷首圖:佛陀向須菩提說法,左側為經文。The frontispiece of the Diamond Sutra of 868: the Buddha preaching to Subhuti, with the text on the left.(大英圖書館藏,CC0)

可是活字沒有改變中國。為什麼?因為漢字太多了。刻幾千個字模的成本,抵不過直接刻整版木板。雕版印一本書、一千本書,花的力氣差不多;活字只在「品種多、每種印得少」的時候划算。中國的書以經史為主,印量大、品種少,雕版就是最好的答案。技術不是越新越好,是要對上那個社會真正的需求。

歐洲的情況正好相反:字母只有 26 個,活字便宜得不可思議。同一套技術,換了一個文字系統,命運完全不同。印刷術的故事從來不只是技術的故事,是技術遇上什麼樣的社會的故事。

第二章美因茨的金匠

約翰·古騰堡是美因茨的金匠。金匠懂金屬、懂鑄模、懂壓力——他把葡萄酒壓榨機改成印刷機,用鉛、錫、銻的合金鑄字,配上油性的墨,讓字模可以一顆一顆拆下來,明天再組成另一本書。

真正的發明不是機器,是「拆開」這個動作。雕版是一頁一個模子,印完就廢;活字把文字拆成最小的單位,印完拆散,零件永遠可以重用。知識從此有了可以重複使用的零件,而零件,正是工業時代的起點。

有趣的是,古騰堡的聖經刻意模仿手抄本:字體仿照美因茨抄寫員的工整哥德體,首字母留空、事後手繪紅藍兩色,連版式都學手抄本的兩欄 42 行。第一代印刷品不想讓人看出是印的——新技術要成功,第一步常常是假裝自己是舊技術。

但發明需要錢。1450 年,古騰堡向富商約翰·福斯特借了 800 盾,年息 6%;1452 年又借了 800 盾。1455 年 11 月 6 日,福斯特告上法庭,連本帶利索討 2026 盾。古騰堡敗訴,交出了全部設備與印好的書。[5]

福斯特找來古騰堡的學徒彼得·舍費爾接手,1457 年 8 月印出了《詩篇集》——第一部印有完整日期的書。古騰堡沒有發財,書上也沒有留下他的名字,1468 年去世時,只是美因茨大主教宮廷裡一個領俸的老人。

但他的聖經留下來了:大約 180 部,紙本與羊皮紙都有,至今存世 49 部,其中大約 20 部完整。[4]歷史有時候就是這樣:發明的人輸掉官司,贏得官司的人變成出版商,而改變世界的,是那台被沒收的機器。

第三章書變便宜之後

機器一旦跑起來,就停不下來。1450 年到 1500 年,歐洲印了大約 3 萬種書、1700 萬到 2000 萬冊,印刷的城鎮有 282 座。50 年前書是抄的,50 年後書是印的。[6]

數字背後是人的變化。書便宜了,識字就不再是少數人的特權;識字的人多了,願意自己判斷的人也多了。印刷術沒有發明宗教改革,但它給了宗教改革一雙腿。

1517 年 10 月 31 日,馬丁·路德把 95 條論綱釘在威滕堡城堡教堂的門上。12 月,論綱的印刷版同時出現在萊比錫、紐倫堡與巴塞爾。路德的朋友後來寫道:不到 14 天,全德國都知道了;4 週之內,幾乎整個基督教世界都聽說了。[7]

小冊子一本的價錢大約等於一隻雞,印一本只要一兩天,印 1000 本也只要幾天。路德第一本德文小冊子《論贖罪券與恩典的講道》,1518 年一年就重印了 14 次。1520 年至 1526 年,德語地區出版了 6000 種小冊子,其中 1700 種是路德的作品;宗教改革頭 10 年印的小冊子有 600 萬到 700 萬冊,超過 1/4 出自路德一人之手。[7]

這是人類第一次看見「病毒式傳播」。作者把稿子交給印刷商,之後的事就不再由他控制;當地印坊看到好賣,自己印自己的版本。意見一旦可以複製,就不再屬於說話的人——這句話在 500 年後的今天,聽起來應該很熟悉。

書不只變便宜,也變小、變輕。1476 年,威廉·卡克斯頓把印刷術帶進英格蘭,在西敏寺設廠,一生印了約 90 部書,大多是英文,1478 年前後印了喬叟的《坎特伯里故事集》;1501 年,威尼斯的阿爾杜斯·馬努提烏斯推出口袋大小的八開本古典叢書,配上新發明的斜體字,拿掉厚重的註解,維吉爾那一版一次就印了 1000 冊,是當時慣例的兩倍以上。書從教堂的講台、學者的書桌,走進了旅人的行囊;閱讀從此可以是一件私事。[9][10]

第四章複製的代價

但複製不分好壞。教會是最早大量使用印刷術的客戶之一:1454 年秋天,美因茨的工坊印了一批 31 行的贖罪券,為塞浦路斯國王籌款對抗土耳其人——這是歐洲現存最早的有明確日期的活字印刷品,比《聖經》還早。同一台機器,一邊印路德罵贖罪券的小冊子,一邊印贖罪券本身。[8]

審查也跟著來了。教會與王室很快學會:印得快的東西,也要禁得快。禁書目錄、出版許可、印刷商執照——人類對付新媒體的第一招,從來不是辯論,是管制。

印刷術也創造了一種新職業:出版商。以前書是教會與王室委託抄寫的,現在有人專門挑書、印書、賣書。挑什麼書印,成了一種權力——不是國王的權力,是市場的權力。讀者用錢投票,決定了哪些思想活下來、哪些被遺忘。

更深的代價在腦子裡。抄寫時代,一本書錯了,錯也只有一份;印刷時代,一個錯字可以隨著印版跑進每一份裡,一模一樣地錯。權威的崩解也是這樣發生的:以前書是抄的,每一本都不一樣,你只能相信抄給你的那個人;現在幾百本書一字不差,你開始相信的不是人,是「印出來的東西」。真理的標準,從「誰說的」變成了「印成什麼樣子」。

尚無答案的問題

印刷術讓人更聰明,還是更輕信?書便宜了,謊言也便宜了。500 年過去,這個問題沒有變舊,只是換了載體。

終章每個人都有一座印刷機

今天,你口袋裡就有一座印刷機。寫一句話,按下送出,全世界都看得到——古騰堡的工坊一年印 180 部聖經,你按一下送出,訊息一秒鐘就到了全世界。複製的成本已經降到零,問題不再是「印不印得出來」,而是「該信什麼」。

王玠印經是為了父母,畢昇刻字是為了省力,古騰堡印聖經是為了還債,路德印小冊子是為了辯論。他們沒有一個人預見自己在做什麼。技術從來不問用途,用途是人給的。

書學會複製自己的那一天,人類也學會了一件事:想法一旦離開腦子,就不再屬於一個人。它會被抄、被印、被轉發、被曲解、被奉為真理,也會被遺忘。我們能做的,只是小心地選擇:下一次按下送出之前,先問自己一句——這值得被複製 1000 次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