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0 比 4 的那一天

1931 年 8 月 21 日,日本兵庫縣甲子園球場。決賽的最後一個出局數落下,比分停在 0 比 4。輸球的那一邊,是來自台灣嘉義的一群高中生——他們的球衣胸前寫著 KANO,隊裡有漢人、有原住民、有日本人,王牌投手的右手手指磨破了皮,連投 4 場之後再也投不出球速。

他們輸了決賽,卻贏到了全日本的掌聲。隔天,日本文壇名家菊池寬在《大阪朝日新聞》撰文讚揚這支來自殖民地的球隊。一個從來沒贏過的球隊,在一個夏天裡,讓整個帝國重新認識了台灣。

第一章一支從來沒贏過的球隊

嘉義農林學校創立於 1919 年,是日本殖民政府在台灣設立的農林學校,今天國立嘉義大學的前身。棒球隊成立於 1928 年,成立的前幾年,幾乎沒贏過什麼比賽。[1]

轉折點是一個人。近藤兵太郎,1888 年生於日本四國松山,學生時代就加入了松山商業草創期的棒球隊,後來成為該校總教練,在日本本土帶隊打進甲子園 6 次。1931 年,他接手嘉農。他的訓練出了名的嚴苛——跑步、守備、投球,一天練到天黑。但他做的更重要的一件事,是讓一群彼此看不順眼的少年相信,他們可以是一支球隊。

1931 年夏天,嘉農第一次到台北參加全島大賽,一路打進決賽,擊敗了由日本人組成的常勝軍台北商業,奪下全台冠軍。這打破了過去 12 年由北部球隊壟斷冠軍的傳統——台灣棒壇有句老話叫「冠軍錦旗不過濁水溪」,意思是冠軍從來不會落到中南部手裡。嘉農把它打破了。[1]

順帶一提,「KANO」這個名字,取自嘉義(Kagi)與農林(Norin)兩個日文詞的頭兩個英文字母。一個校名縮寫,後來變成了一個島的代名詞。[6]

第二章三個族群,一件球衣

嘉農最特別的地方,不在球技,在組成。1931 年的先發 9 人裡,有 2 名漢人、4 名原住民、3 名日本人。[4] 在殖民地的台灣,這 3 個族群平常活在不同的世界裡:日本人是統治者,漢人是被統治的大多數,原住民住在山裡,被稱為「蕃人」。但在球場上,他們穿同一件球衣,輸贏一起扛。

這件事的時間點,值得停下來想一想。不到一年前,1930 年 10 月,霧社事件才剛發生:賽德克族原住民起義抗日,日本軍警鎮壓,近千人死亡。那是一場血淋淋的族群衝突。而不到一年後,4 名原住民少年穿著嘉農的球衣,和日本隊友一起站上甲子園,全台灣不分族群,一起為他們加油。

棒球是日本人帶進台灣的運動,到了 1930 年代,已經在全島生根。殖民者引進棒球,原本是為了教化與同化——讓殖民地的人學會日本的紀律與精神。但嘉農的故事說明了一件事:被殖民者學會的東西,不一定會照殖民者的意思使用。一件球衣,可以變成一個島證明自己的地方。

殖民者引進棒球,是為了教化;被殖民者打棒球,是為了證明自己。

第三章甲子園的夏天

甲子園,全名全國中等學校優勝野球大會,是日本高中棒球的最高殿堂,1915 年開始舉辦。戰前,台灣、朝鮮、滿洲的冠軍也能參加。1931 年是第 17 回夏季大會,共有 23 隊參賽。[6]

嘉農從基隆搭船赴日,第一次踏上甲子園的土地。首戰對神奈川商工,3 比 0 完封;接著連勝札幌商業與小倉工業,一路打進決賽。日本媒體一開始把他們當成奇聞——一支從殖民地來的、連日語都說不太流利的球隊,怎麼會一路贏下去?打到後來,甲子園的觀眾開始為他們加油。

王牌投手吳明捷是全隊的支柱。從全島大賽到甲子園,他連投 4 場,手指磨破了皮,指甲剝離。決賽那天,他強忍著傷上場,球已經投不出平常的威力。隊友對他喊:「直球對決吧,守備就交給我們了!」他咬著牙投完了全場。終場 0 比 4,嘉農敗給了愛知縣的中京商業——那支球隊後來完成 1931–1933 年的三連霸,是甲子園史上唯一的紀錄。[1]

決賽輸了,但嘉農拿到的東西,比一座獎盃更大。菊池寬在隔天的《大阪朝日新聞》寫道,這支球隊的拼鬥精神值得全日本學習。日本棒壇給了他們一個稱號:「天下嘉農」——天底下,嘉農最強。

據當時報導,決賽吸引了約 5 萬 5,000 名觀眾。甲子園的看台上,很多人是第一次看到台灣球隊打球;比賽結束時,掌聲不只給了冠軍,也給了亞軍。[5]

第四章輸掉的決賽,贏到的東西

嘉農的故事如果停在 1931 年的亞軍,就只是一則體育佳話。但它沒有停。嘉農此後又 4 度打進甲子園,戰前總計 5 度參賽(春季 1 次、夏季 4 次),成為日本棒壇公認的強隊。[2] 隊裡走出來的球員,有人去了日本打職棒:吳波(吳昌征)後來成為日本職棒名將,入選日本棒球名人堂;他參加過 3 次夏季甲子園、1 次春季甲子園,都是在近藤教練手下。[3]

更深的影響在台灣島內。1931 年之後,棒球在台灣不再只是日本人的運動,它變成了台灣人的運動。嘉農證明了一件事:在殖民體制裡,台灣人可以在一個公平的場域裡——球場上沒有特權,只有規則——和日本人平起平坐,甚至贏過他們。這種經驗,對一個被殖民的島嶼來說,比任何政治演說都有力量。

但歷史也有它的另一面。嘉農的球員們回到台灣,迎接他們的是全島的歡呼,可他們生活的世界並沒有因此改變:台灣人進不了日本人主導的機關,升學與就業處處有天花板。球場上的平等,沒有變成球場外的平等。嘉農的故事之所以動人,恰恰是因為它同時是真的、也是有限的——一場球賽可以贏,但一個體制不會因為一場球賽就倒下。

1933 年,嘉農再度奪下台灣代表權,嘉義市區張燈結綵,全城上街慶祝球隊出征。照片裡的街道掛滿旗幟,一支高中棒球隊的出征,成了一座城市的節日。[1]

第五章從嘉農到 KANO

戰後,嘉農棒球隊的名字漸漸被遺忘。學校改制、球隊解散,1931 年的夏天成了老一輩球迷口中的傳說。直到 2014 年,電影《KANO》上映,魏德聖監製、馬志翔導演,把這個故事搬上大銀幕,嘉農才重新回到全台灣人的眼前。[5]

嘉義大學校園內的天下嘉農紀念碑
嘉義大學校園內的「天下嘉農」紀念碑:1931 甲子園準優勝。The Kano monument at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commemorating the 1931 Koshien runners-up.(照片:Daily Sports)

今天走進嘉義大學校園,可以看到一座不鏽鋼紀念碑:兩支交叉的球棒框著一顆棒球,上面刻著「1931 甲子園準優勝」「天下嘉農」「KANO」。紀念碑是後人立的,1931 年的球員們自己從來沒想過會被紀念。他們只是想打贏下一場球。

電影上映那年,台灣的棒球已經走過了 100 多年:1968 年紅葉少棒擊敗來訪的日本隊、1969 年金龍少棒拿下世界冠軍、1990 年代職棒開打,再到 2024 年的 12 強冠軍。嘉農站在這條長河的最上游——它是第一個讓台灣人相信,台灣的棒球可以打到世界面前去的證據。

1931 年那面準優勝的獎盾,原件在戰亂中遺失了。後來復刻的獎盾,在 1996 年由當年的隊員蘇正生親手交還母校保存。一面盾牌走了 65 年才回家——嘉農的故事,也是這樣走回來的。[2]

終章為什麼我們還在講這個故事

嘉農沒有拿過冠軍。這是這個故事最誠實、也最有力量的地方。如果他們拿了冠軍,這會是一個完美的童話;他們輸了決賽,故事才變成真的——關於一群少年如何在不公平的世界裡,用一場公平的比賽,替一個島爭一口氣。

體育史上有無數冠軍,大多數都被遺忘了。人們記住嘉農,不是因為他們贏了,而是因為他們輸得漂亮,而且輸了之後,全島都覺得自己贏了什麼。那一年,台灣第一次在一個全國性的舞台上,不是以殖民地的身分被展示,而是以競爭者的身分被尊敬。

1931 年的夏天過去 90 多年了,甲子園的泥土換過無數次,但嘉農的故事還在被講。每一代台灣人都會重新講一次,講法都不一樣:有人講族群融合,有人講殖民與反抗,有人只講棒球。但故事的核心從來沒變——一支從來沒贏過的球隊,憑什麼相信自己能贏?答案是:先相信,才有可能。而相信本身,就是一個島在 1931 年的夏天,學到的最重要的一課。

如果嘉農當年贏了決賽,這個故事還會被講 90 多年嗎?還是說,正因為他們輸了,我們才一直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