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1513 年 12 月 10 日,一封家書

1513 年 12 月 10 日,佛羅倫斯城外的小村聖安德烈亞。尼科洛·馬基維利坐在農莊的書房裡,給羅馬的朋友寫信。白天他還在田裡幹活:早上讀詩,午後去小酒館跟鄰居玩牌,褲腿沾滿泥。到了晚上,他換上「王室與朝廷的衣服」,走進書房,跟古人說話——他是這樣寫的。然後他告訴朋友,自己剛寫完一本小冊子,論君主國,問的是:君主國是什麼,有幾種,怎麼得到,怎麼守住,為什麼失去。[3]

這封信後來成了西方文學史上最有名的私人信件。而那本小冊子,成了政治思想史上最有名的書——也是最惡名昭彰的一本。

馬基維利寫這本書的時候 44 歲,剛坐過牢,剛受過刑,剛失去一切。他寫的不是理論,是求職信。收信人是美第奇家的人。他想回去工作。結果這本求職信沒幫他找回工作,卻讓他的名字變成了一個形容詞:馬基維利式的——不擇手段。

第一章從二等文官到階下囚

馬基維利 1469 年 5 月 3 日生在佛羅倫斯,父親是律師。1494 年,美第奇被逐出佛羅倫斯,共和國恢復。4 年後,29 歲的馬基維利當上第二國務廳秘書,兼任十人委員會秘書——外交與戰爭的總管。這個職位他一做就是 14 年。[2]

這 14 年是他一生最好的學校。他出使法國、德國、教廷,近距離看過教宗亞歷山大六世怎麼用兒子切薩雷·波吉亞打天下。1502 年,他奉命去羅馬涅見波吉亞,親眼看著這個人怎麼把一個爛攤子變成自己的國家。1506 年 2 月,他組建的佛羅倫斯市民兵第一次閱兵,400 名農民穿著鐵甲、拿著長槍走過廣場;1509 年,這支民兵收復了比薩。[2]

然後一切在 1512 年 8 月垮掉。西班牙軍隊攻陷佛羅倫斯的門戶普拉托,屠城,數千人死去。佛羅倫斯投降,美第奇回來了。8 月 31 日,美第奇重掌佛羅倫斯;11 月 7 日,馬基維利被革職,終身不得再進市政廳,還被勒令一年不准離開佛羅倫斯,繳了 1,000 弗羅林保證金。[2]

更糟的還在後面。1513 年 2 月 18 日,他被懷疑參與推翻美第奇的陰謀而逮捕,遭到吊刑拷打。他的名字出現在一張被搜出的名單上,就憑這一點,他被吊起來問了 3 個星期。最後是新教宗的特赦救了他:1513 年 3 月 11 日,佛羅倫斯人喬凡尼·德·美第奇當選教宗利奧十世,下令釋放所有政治犯。馬基維利走出牢房,回到鄉下農莊,政治生涯結束了。44 歲,一無所有。[2][3]

第二章一本求職信

就是在那個農莊裡,他寫了《君主論》。學者一般認為寫於 1513 年下半年,有的說到 1514 年初。他在給韋托里的信裡叫它「小冊子」,原名是拉丁文《論君主國》。全書 26 章,約 3 萬字——一個下午讀得完的篇幅,卻花了 500 年還沒讀完。[1]

這本書從一開始就是寫給人看的,而且是寫給特定的人看。馬基維利原本想獻給朱利亞諾·德·美第奇;朱利亞諾 1516 年去世後,獻詞改成他的姪子、烏爾比諾公爵洛倫佐·德·美第奇。獻詞裡他說得很直白:這是他 15 年公職生涯學到的全部東西,獻給殿下,盼望得到一個職位。[1][3]

洛倫佐幾乎可以肯定沒讀過。書寫完後 19 年裡,它只以手抄本在朋友之間流傳。馬基維利 1527 年 6 月 21 日去世,享年 58 歲,死時還是一個失意的文人。1532 年,羅馬印書商安東尼奧·布拉多在美第奇出身的教宗克萊孟七世許可下,把它印了出來——作者死後 5 年。[1]

1532 年羅馬初版《君主論》扉頁,獻給洛倫佐·德·美第奇,下方印著 M. D. XXXII
1532 年羅馬初版《君主論》扉頁,獻給洛倫佐·德·美第奇,印書商安東尼奧·布拉多,扉頁下方印著 M. D. XXXII。圖片:維基共享資源,公有領域。Title page of the first printed edition of Il Principe, Rome, 1532, dedicated to Lorenzo de' Medici, printed by Antonio Blado. Image: 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印出來之後不到 30 年,教會就把它列入禁書目錄。1559 年,教宗保祿四世的《禁書目錄》把《君主論》與《李維史論》一起禁了。在此之前,市面上已經出現了約 15 個版本。[1][2]

第三章波吉亞那一課

《君主論》最長的一章是第七章,主角是切薩雷·波吉亞。馬基維利舉了兩個靠運氣上位的新君主當例子:米蘭的法蘭切斯科·斯福爾扎靠本事守住了江山,波吉亞靠父親的權勢得來,又在父親死後失去。但馬基維利說,波吉亞「做了所有一個明智有為的人應該做的事」,只是命運不饒人。[5]

波吉亞是教宗亞歷山大六世的私生子,1498 年辭去樞機主教,當了僱傭軍統帥。他用父親的錢和法國的軍隊,幾年內征服了羅馬涅。馬基維利 1502 年出使時親眼見過他,寫信回佛羅倫斯說,這位大人「光輝、壯麗,不知危險與疲倦為何物」。 [2]

馬基維利最欣賞的,是波吉亞處理羅馬涅的那一套。羅馬涅原來群雄割據,盜賊橫行,波吉亞派了心腹拉米羅·德·洛爾誇去當總督,給他全權。拉米羅以鐵腕迅速恢復秩序,但也樹敵無數。於是波吉亞在 1502 年 12 月 26 日清晨,把拉米羅的屍體一劈兩半,擺在切塞納廣場上,旁邊放著砧板與血淋淋的刀。馬基維利在書裡寫,這一招「讓人民既滿意又震驚」:殘酷是拉米羅一個人的,秩序是公爵的。[5]

5 天後,1502 年 12 月 31 日,波吉亞在錫尼加利亞設宴,把幾位叛變的將領騙進城;隔天清晨,他們被背對背綁在一起勒死。馬基維利親眼見證了這一幕,寫了一篇專文記錄,稱之為「最美麗的欺騙」。[2][5]

但波吉亞的結局,馬基維利也寫下來了:1503 年 8 月,亞歷山大六世突然去世,波吉亞失去靠山,江山轉眼崩塌。1507 年 3 月 12 日,他死在西班牙納瓦拉的一場小衝突裡,年僅 31 歲,死時身邊沒有一個人知道他是誰。[4]

第八章裡,馬基維利把這種手法說得更明白:他區分了「用得好的殘酷」與「用得壞的殘酷」——一次到位、為建立秩序而用的殘酷,和拖拖拉拉、為泄憤而用的殘酷,是兩回事。前者讓人害怕,後者讓人仇恨;而害怕可以維持秩序,仇恨只會招來毀滅。[5]

波吉亞證明了,即使每一步都走對了,運氣也可以在一夜之間把一切收走。

這一章想說的其實很簡單:一個新君主最危險的時刻,不是打天下的時候,是坐穩江山的時候。馬基維利在第七章的結尾幾乎是帶著惋惜寫的:他責備的不是波吉亞做錯了什麼,而是他生錯了時代——父親死得太早。[5]

第四章狐狸與獅子

《君主論》真正讓人坐立難安的,是第十五章到第十八章。馬基維利在第十五章開宗明義:他要寫的不是想像中的共和國,而是「事物的實效真理」——事情實際上是怎麼運作的。一個君主如果只做「應該」做的事,遲早會毀在那些「不應該」卻偏偏這麼做的人手裡。[5][6]

第十七章問:被愛好,還是被畏懼好?馬基維利的答案被引用了 500 年,也被誤讀了 500 年。他說的是:如果兩者不能兼得,「被畏懼比被愛要安全得多」。愛建立在義務上,人們在有利可圖時說斷就斷;畏懼建立在對懲罰的恐懼上,這種恐懼「永遠不會失效」。但他立刻加了一個條件,常常被人略去:君主可以被畏懼,但絕不能被仇恨。避免仇恨的方法很具體:不要碰臣民的財產與妻女。[5]

第十八章更進一步:君主該不該守信?馬基維利說,君主必須同時是狐狸與獅子——「要做狐狸,才能認出陷阱;要做獅子,才能嚇走豺狼」。獅子對付不了陷阱,狐狸對付不了豺狼。一個只會守信的君主,在滿是騙子的世界裡活不久;但他也必須「顯得」守信、仁慈、虔誠,因為人民是憑眼睛判斷的,看到的比摸到的多。[5]

這裡要還馬基維利一個清白:那句最常被歸到他頭上的話——「目的使手段正當」——他從來沒寫過。第十八章最接近的一句是:「在所有人的行動中,尤其在君主的行動中,人們看的是結果。」他寫的是結果論,不是許可證。把一句他沒說過的話掛在他名下,再拿這句話來罵他,罵了 500 年,本身就是一件很馬基維利的事:先造一個形象,再讓形象替你說話。[5][6]

第五章命運是一條河

《君主論》的第二十五章,馬基維利談命運。他說,命運主宰著我們一半的行動,另一半留給我們自己。命運像一條氾濫的河:洪水來時誰都擋不住,但聰明人在天晴時修堤築壩,等洪水來了,河水就有了去處。[5]

這是全書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章,卻是理解馬基維利的鑰匙。他不是在教人作惡,他是在教人認清一件事:政治不是道德考場,是一條河。你可以站在岸上罵河水髒,也可以捲起袖子修堤。罵的人清白,修堤的人活下來。馬基維利一生都在修堤:他在佛羅倫斯組建民兵,是因為他看透了僱傭軍靠不住;他勸君主不要依賴別人的軍隊,是因為他親眼見過借來的軍隊怎麼在關鍵時刻掉頭。[5][6]

第二十四章,他回頭算總帳:義大利的君主們為什麼一個接一個失去國家?不是因為命運,是因為他們在太平日子裡什麼都沒準備。第二十六章,全書最後一章,語氣突然變了:他呼籲一位君主站出來,把義大利從「蠻族」手中解放出來。這一章寫得慷慨激昂,幾乎不像同一本書——有人說這是他留給美第奇的最後一張名片,也有人說,這才是他寫這本書真正的目的:不是教君主怎麼作惡,是教義大利怎麼活下去。[1][5]

如果權力自有邏輯,道德還有什麼用?馬基維利沒有回答這個問題。他只說:先看清河,再決定要不要下水。

終章被禁的書,如何活了 500 年

《君主論》印出來的那一年,馬基維利已經死了 5 年。他永遠不會知道,這本約 3 萬字的小冊子會變成什麼:教會的禁書、君主的床頭書、革命者的教科書、商學院的案例庫。他的名字變成了一個形容詞,意思是「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一個他本人大概不會認領的定義。[1][6]

但這本書活下來,恰恰是因為它說中了一件歷久彌新的事:權力有它自己的邏輯,不服從道德的邏輯。每一代人讀《君主論》,讀到的都是自己那一代的恐懼:16 世紀的人讀到宗教戰爭,18 世紀的人讀到革命,20 世紀的人讀到極權,21 世紀的人讀到社群媒體上的民粹與謊言。書沒有變,變的是讀它的人。

1762 年,盧梭在《社會契約論》裡談起馬基維利:他認為馬基維利不是在教君主作惡,而是在把君主的手段攤開來,讓人民看清楚該提防什麼。這個解讀未必是馬基維利的本意,但它說明了一件事:同一本書,可以同時是暴君的手冊與人民的警告書。差別不在書,在讀者站在哪一邊。[6]

馬基維利死後 500 年,他的書還在印,還在被引用,還在被誤讀。而那封 1513 年 12 月 10 日的家書,至今仍是西方文學史上最有名的私人信件——一個失業的中年人,在鄉下農莊的夜裡,換上乾淨衣服,跟古人說話,然後寫下一本改變世界的求職信。他的求職失敗了。他的書成功了。成功到連他自己都會害怕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