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1948 年 12 月 10 日,午夜之前

1948 年 12 月 10 日深夜,巴黎夏樂宮。聯合國大會第三屆會議的會場裡燈還亮著,58 個會員國的代表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等著對一份文件做最後的表決。表決在午夜來臨前完成:48 票贊成,0 票反對,8 票棄權,2 國沒有投票。[2]

沒有一個國家說不。這在聯合國的歷史上幾乎沒有發生過——而這份文件,說穿了,只是一頁紙。它不是條約,沒有約束力,沒有法院,沒有警察,沒有罰則。一個國家簽了它,明天照樣可以把異議者關進監獄,而不會因此吃上任何官司。

前一天晚上,起草委員會主席羅斯福夫人站在同一個講台上,對大會說:「我們今天站在一個偉大事件的門檻上……這份《世界人權宣言》,或許會成為全人類的國際大憲章。」[4]她說「或許」。她比誰都清楚,這句話能不能成真,不取決於今晚的投票,而取決於往後幾十年,全世界拿這頁紙來做什麼。

第一章為什麼是 1948 年

要理解為什麼是 1948 年,得先回到 3 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戰在 1945 年結束,留下數千萬具屍體、被夷平的城市,和從集中營裡走出來的人。戰爭讓世界學到一件事:一個政府對自己的人民可以壞到什麼程度,是沒有底線的——而在此之前,國際法對此幾乎無話可說。

1945 年 6 月 26 日,《聯合國憲章》在舊金山簽署,裡面寫了人權,卻沒有寫明人權到底是什麼。一個詞被寫進了憲章,卻沒有人給它下定義——就像在一棟房子裡留了一個空房間,門牌掛好了,裡面什麼都沒有。

紐倫堡審判給了第一個答案。1945 年到 1946 年,戰勝國在紐倫堡設立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納粹戰犯。被告的辯護幾乎是同一個:「我只是服從命令。」法庭的回答,寫進了國際法的歷史:服從命令不是藉口。一個國家對自己人民做的事,從此不再只是「內政」。

1946 年 2 月,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成立人權委員會,交給它一個任務:把「人權」這兩個字,寫成一份全世界都能接受的清單。委員會由 18 國代表組成,主席是美國代表羅斯福夫人。[6]她不是法學家,也不是外交官出身——她是美國前第一夫人,一個寫了 20 多年專欄、每週回答讀者來信的女人。聯合國把這個任務交給她,不是因為她最懂法律,而是因為她最懂怎麼讓一群吵架的人,吵出一個結果。

問題比想像中難。什麼是「權利」?西方的代表說,權利是個人對抗國家的自由:言論、信仰、集會。蘇聯的代表說,權利首先是工作、教育、醫療,是國家欠人民的東西。中國的代表說,權利不能只談個人,還要談人與人之間的責任。一個詞,三種世界觀。委員會前後開了 2 年多,才交出一份草案。

第二章一張清單,一座神廟

1947 年 6 月,第一份草案出爐,執筆的是加拿大人韓弗理——聯合國秘書處人權司司長。他花了幾個月,翻遍各國憲法、宣言與法學著作,整理出一份權利清單。[6]

草案送到法國代表卡森手裡。卡森是法學家,一戰老兵,自由法國的法律設計者。他把這份清單重新編排,給了它一個結構——他把宣言比作一座希臘神廟的門廊:地基是第 1、2 條,寫的是尊嚴、自由、平等、博愛;四根柱子是第 3 到 27 條,第一根是個人的權利,第二根是公民與政治社會裡的權利,第三根是精神、公共與政治自由,第四根是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頂部是第 28 到 30 條,寫的是實現這些權利的秩序,與每個人對社會的義務。[6]

起草委員會只有 8 個人:主席羅斯福,中國的張彭春,黎巴嫩的馬利克,澳洲的霍奇森,智利的聖克魯斯,法國的卡森,蘇聯的波哥莫洛夫,英國的杜克斯;秘書處的韓弗理列席。他們來自 8 個國家、橫跨 5 大洲,說不同的語言,信不同的宗教,對「權利」的理解幾乎沒有交集。1948 年 6 月 18 日,人權委員會以 12 票贊成、0 票反對、4 票棄權,通過了這份草案,送交聯合國大會。[2]

第三章一個字,半個人類

宣言最有名的一句話,是第 1 條:「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但這句話差一點就不是這樣寫的。草案的英文原本寫的是 "All men are born free and equal"。印度代表韓莎·梅塔堅持:把 men 改成 human beings。一個詞的差別,是半個人類——如果寫 men,女人算不算人,就成了一個可以爭論的問題;寫 human beings,就沒得爭了。[7]

中國代表張彭春在另一處也改了一個詞。草案第 1 條說,人「天賦」理性與良心。張彭春反對「天賦」這個說法——他說,這是 18 世紀西方哲學的概念,東方人不這樣想。經過一番辯論,「天賦」被拿掉了,留下「人被賦予理性與良心」。他在討論裡引了孔子的一句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他要說的是,兄弟情誼不靠天賦,靠人與人之間怎麼相待。[7]

卡森堅持的也是一個詞:標題要用 "Universal",不要用 "International"。International 的意思是「國家與國家之間」;Universal 的意思是「每一個人」。權利如果只屬於「國際」,那它就還是國家之間的交易;只有屬於「每一個人」,它才配叫宣言。[11]

羅斯福夫人自己沒有改任何一個詞。她改的是氣氛。會議室裡的 8 個人,立場沒有一天是相同的:美國要自由,蘇聯要平等,中國要責任,黎巴嫩要信仰。羅斯福讓他們一個一個說,把每一句反對都記下來,再把能寫進去的寫進去。起草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場實驗:8 個來自不同世界的人,居然能在同一份文件上簽字。

第四章81 次會議,168 項修正案

1948 年 9 月 30 日,草案送進聯合國大會第三委員會——負責社會與人道事務的委員會。接下來的 68 天裡,委員會開了 81 次會,收到 168 項修正案提案,逐條表決 1,233 次。其中 88.08% 的票是贊成票,18 條條文全票通過,沒有任何反對。[2]

12 月 6 日,第三委員會以 29 票贊成、0 票反對、7 票棄權,通過整份草案。[2]12 月 9 日,羅斯福夫人向大會發表演說。她先把話說清楚:這不是條約,不是國際協定,不具法律約束力。「它是一份基本原則的宣言,……作為所有人民與所有國家共同努力的標準。」[4]

從艾菲爾鐵塔俯瞰夏樂宮與特羅卡德羅花園
從艾菲爾鐵塔俯瞰夏樂宮與特羅卡德羅花園。1948 年 12 月 10 日,聯合國大會就是在這座宮殿裡通過《世界人權宣言》。照片:Wikimedia Commons,CC BY-SA 4.0。Seen from the Eiffel Tower, the Palais de Chaillot and the Jardins du Trocadéro. On 10 December 1948, the General Assembly adopted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inside this palace. Photo: Wikimedia Commons, CC BY-SA 4.0.

12 月 10 日深夜,大會表決。48 票贊成,0 票反對。棄權的 8 國,理由各不相同:蘇聯集團認為宣言沒有譴責法西斯主義,經濟社會權利也寫得不夠;南非反對種族平等的條文;沙烏地阿拉伯反對第 18 條的改宗自由。[5]

投票結束時,已經快到午夜。58 個國家,沒有一個投反對票——不是因為它們都做到了,而是因為沒有一個國家敢在全世界面前,對「人人生而自由」投下反對票。

第五章它不是法律,卻改變了法律

宣言通過之後,最常聽到的嘲笑是:它沒有牙齒。沒有法院可以依據它判案,沒有警察可以依據它抓人。一個國家簽了它,轉身就可以不認帳。批評者說得沒錯——但只說對了一半。

沒有約束力,恰恰是它能通過的原因。如果 1948 年那份文件是一份有約束力的條約,蘇聯不會投棄權票,它會投反對票;南非、沙烏地阿拉伯也一樣。48 票贊成的前提,是這份文件誰也不綁。羅斯福夫人在表決前一天就把這點說白了:它不是法律,它是標準。而標準的厲害之處在於,它不需要法院——它只需要被所有人記住。[4]

標準一旦立起來,就開始長出牙齒。1966 年,聯合國通過兩份有約束力的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1976 年生效,與宣言合稱《國際人權憲章》。至少 90 部國家憲法受到宣言啟發,其中至少 20 個非洲獨立國家在憲法裡直接引用它。今天,聯合國 193 個會員國全部至少批准了一項受宣言影響的核心人權條約。[5]

它還成了世界上被翻譯成最多語言的文件。金氏世界紀錄在 1999 年登記 298 種語言,2009 年 370 種,2016 年突破 500 種,到 2024 年已達 562 種。一頁紙被翻譯成 562 種語言,因為每一個語言背後,都有一群人想用自己的話說出同一句話:人人生而自由。[9]

1968 年,宣言 20 週年,卡森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就在 12 月 10 日——宣言通過整整 20 年的那一天。諾貝爾委員會的頒獎詞只有一句話:「表彰他為確保《聯合國宣言》所規定的人權而奮鬥。」[10]

它不是條約,也不是法律。它是一面鏡子——照得出每一個國家與自己承諾之間的距離。
如果一份文件沒有約束力,它憑什麼改變世界?答案或許是:約束力從來不只來自法院,也來自每一個人記得「應該是什麼樣子」。

終章還沒有寫完的一頁

宣言的序言寫道:「對人權的無視和侮蔑,已發展為野蠻暴行,這些暴行玷污了人類的良知。」[1]這句話寫於 1948 年,寫的是過去。但它也可以讀成現在式——因為野蠻暴行並沒有在 1948 年結束。

宣言第 1 條只有一句話,至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完全做到。它不是一張成績單,而是一把尺。尺的用處不在於讚美誰,而在於讓每一次偏離都有名字:當一個記者被關進監獄,人們可以說這違反第 19 條;當一個孩子因為家境上不了學,人們可以說這違反第 26 條。條文編號的好處是,譴責不再需要即興發揮——它只需要被念出來。

1948 年 12 月 10 日午夜前,48 個國家投下贊成票。78 年過去了,宣言沒有變老,反而越來越像一封寫給未來的信:它承諾的東西,沒有一個時代完全兌現;但它被寫下來的那一刻起,「人應該被怎麼對待」就不再是一件可以討價還價的事。

羅斯福夫人說它「或許會成為全人類的國際大憲章」。78 年後,這句話的「或許」還沒有拿掉——但也沒有人敢把它收回。一頁紙的命運,就是這樣:它不能保證任何事,只保證一件事——從今以後,沒有人能說,自己從來不知道人應該被怎麼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