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1948 年 12 月 10 日,午夜之前
1948 年 12 月 10 日深夜,巴黎夏樂宮。聯合國大會第三屆會議的會場裡燈還亮著,58 個會員國的代表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等著對一份文件做最後的表決。表決在午夜來臨前完成:48 票贊成,0 票反對,8 票棄權,2 國沒有投票。[2]
沒有一個國家說不。這在聯合國的歷史上幾乎沒有發生過——而這份文件,說穿了,只是一頁紙。它不是條約,沒有約束力,沒有法院,沒有警察,沒有罰則。一個國家簽了它,明天照樣可以把異議者關進監獄,而不會因此吃上任何官司。
前一天晚上,起草委員會主席羅斯福夫人站在同一個講台上,對大會說:「我們今天站在一個偉大事件的門檻上……這份《世界人權宣言》,或許會成為全人類的國際大憲章。」[4]她說「或許」。她比誰都清楚,這句話能不能成真,不取決於今晚的投票,而取決於往後幾十年,全世界拿這頁紙來做什麼。
第一章為什麼是 1948 年
要理解為什麼是 1948 年,得先回到 3 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戰在 1945 年結束,留下數千萬具屍體、被夷平的城市,和從集中營裡走出來的人。戰爭讓世界學到一件事:一個政府對自己的人民可以壞到什麼程度,是沒有底線的——而在此之前,國際法對此幾乎無話可說。
1945 年 6 月 26 日,《聯合國憲章》在舊金山簽署,裡面寫了人權,卻沒有寫明人權到底是什麼。一個詞被寫進了憲章,卻沒有人給它下定義——就像在一棟房子裡留了一個空房間,門牌掛好了,裡面什麼都沒有。
紐倫堡審判給了第一個答案。1945 年到 1946 年,戰勝國在紐倫堡設立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納粹戰犯。被告的辯護幾乎是同一個:「我只是服從命令。」法庭的回答,寫進了國際法的歷史:服從命令不是藉口。一個國家對自己人民做的事,從此不再只是「內政」。
1946 年 2 月,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成立人權委員會,交給它一個任務:把「人權」這兩個字,寫成一份全世界都能接受的清單。委員會由 18 國代表組成,主席是美國代表羅斯福夫人。[6]她不是法學家,也不是外交官出身——她是美國前第一夫人,一個寫了 20 多年專欄、每週回答讀者來信的女人。聯合國把這個任務交給她,不是因為她最懂法律,而是因為她最懂怎麼讓一群吵架的人,吵出一個結果。
問題比想像中難。什麼是「權利」?西方的代表說,權利是個人對抗國家的自由:言論、信仰、集會。蘇聯的代表說,權利首先是工作、教育、醫療,是國家欠人民的東西。中國的代表說,權利不能只談個人,還要談人與人之間的責任。一個詞,三種世界觀。委員會前後開了 2 年多,才交出一份草案。
第二章一張清單,一座神廟
1947 年 6 月,第一份草案出爐,執筆的是加拿大人韓弗理——聯合國秘書處人權司司長。他花了幾個月,翻遍各國憲法、宣言與法學著作,整理出一份權利清單。[6]
草案送到法國代表卡森手裡。卡森是法學家,一戰老兵,自由法國的法律設計者。他把這份清單重新編排,給了它一個結構——他把宣言比作一座希臘神廟的門廊:地基是第 1、2 條,寫的是尊嚴、自由、平等、博愛;四根柱子是第 3 到 27 條,第一根是個人的權利,第二根是公民與政治社會裡的權利,第三根是精神、公共與政治自由,第四根是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頂部是第 28 到 30 條,寫的是實現這些權利的秩序,與每個人對社會的義務。[6]
起草委員會只有 8 個人:主席羅斯福,中國的張彭春,黎巴嫩的馬利克,澳洲的霍奇森,智利的聖克魯斯,法國的卡森,蘇聯的波哥莫洛夫,英國的杜克斯;秘書處的韓弗理列席。他們來自 8 個國家、橫跨 5 大洲,說不同的語言,信不同的宗教,對「權利」的理解幾乎沒有交集。1948 年 6 月 18 日,人權委員會以 12 票贊成、0 票反對、4 票棄權,通過了這份草案,送交聯合國大會。[2]
第三章一個字,半個人類
宣言最有名的一句話,是第 1 條:「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但這句話差一點就不是這樣寫的。草案的英文原本寫的是 "All men are born free and equal"。印度代表韓莎·梅塔堅持:把 men 改成 human beings。一個詞的差別,是半個人類——如果寫 men,女人算不算人,就成了一個可以爭論的問題;寫 human beings,就沒得爭了。[7]
中國代表張彭春在另一處也改了一個詞。草案第 1 條說,人「天賦」理性與良心。張彭春反對「天賦」這個說法——他說,這是 18 世紀西方哲學的概念,東方人不這樣想。經過一番辯論,「天賦」被拿掉了,留下「人被賦予理性與良心」。他在討論裡引了孔子的一句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他要說的是,兄弟情誼不靠天賦,靠人與人之間怎麼相待。[7]
卡森堅持的也是一個詞:標題要用 "Universal",不要用 "International"。International 的意思是「國家與國家之間」;Universal 的意思是「每一個人」。權利如果只屬於「國際」,那它就還是國家之間的交易;只有屬於「每一個人」,它才配叫宣言。[11]
羅斯福夫人自己沒有改任何一個詞。她改的是氣氛。會議室裡的 8 個人,立場沒有一天是相同的:美國要自由,蘇聯要平等,中國要責任,黎巴嫩要信仰。羅斯福讓他們一個一個說,把每一句反對都記下來,再把能寫進去的寫進去。起草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場實驗:8 個來自不同世界的人,居然能在同一份文件上簽字。
第四章81 次會議,168 項修正案
1948 年 9 月 30 日,草案送進聯合國大會第三委員會——負責社會與人道事務的委員會。接下來的 68 天裡,委員會開了 81 次會,收到 168 項修正案提案,逐條表決 1,233 次。其中 88.08% 的票是贊成票,18 條條文全票通過,沒有任何反對。[2]
12 月 6 日,第三委員會以 29 票贊成、0 票反對、7 票棄權,通過整份草案。[2]12 月 9 日,羅斯福夫人向大會發表演說。她先把話說清楚:這不是條約,不是國際協定,不具法律約束力。「它是一份基本原則的宣言,……作為所有人民與所有國家共同努力的標準。」[4]

12 月 10 日深夜,大會表決。48 票贊成,0 票反對。棄權的 8 國,理由各不相同:蘇聯集團認為宣言沒有譴責法西斯主義,經濟社會權利也寫得不夠;南非反對種族平等的條文;沙烏地阿拉伯反對第 18 條的改宗自由。[5]
投票結束時,已經快到午夜。58 個國家,沒有一個投反對票——不是因為它們都做到了,而是因為沒有一個國家敢在全世界面前,對「人人生而自由」投下反對票。
第五章它不是法律,卻改變了法律
宣言通過之後,最常聽到的嘲笑是:它沒有牙齒。沒有法院可以依據它判案,沒有警察可以依據它抓人。一個國家簽了它,轉身就可以不認帳。批評者說得沒錯——但只說對了一半。
沒有約束力,恰恰是它能通過的原因。如果 1948 年那份文件是一份有約束力的條約,蘇聯不會投棄權票,它會投反對票;南非、沙烏地阿拉伯也一樣。48 票贊成的前提,是這份文件誰也不綁。羅斯福夫人在表決前一天就把這點說白了:它不是法律,它是標準。而標準的厲害之處在於,它不需要法院——它只需要被所有人記住。[4]
標準一旦立起來,就開始長出牙齒。1966 年,聯合國通過兩份有約束力的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1976 年生效,與宣言合稱《國際人權憲章》。至少 90 部國家憲法受到宣言啟發,其中至少 20 個非洲獨立國家在憲法裡直接引用它。今天,聯合國 193 個會員國全部至少批准了一項受宣言影響的核心人權條約。[5]
它還成了世界上被翻譯成最多語言的文件。金氏世界紀錄在 1999 年登記 298 種語言,2009 年 370 種,2016 年突破 500 種,到 2024 年已達 562 種。一頁紙被翻譯成 562 種語言,因為每一個語言背後,都有一群人想用自己的話說出同一句話:人人生而自由。[9]
1968 年,宣言 20 週年,卡森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就在 12 月 10 日——宣言通過整整 20 年的那一天。諾貝爾委員會的頒獎詞只有一句話:「表彰他為確保《聯合國宣言》所規定的人權而奮鬥。」[10]
終章還沒有寫完的一頁
宣言的序言寫道:「對人權的無視和侮蔑,已發展為野蠻暴行,這些暴行玷污了人類的良知。」[1]這句話寫於 1948 年,寫的是過去。但它也可以讀成現在式——因為野蠻暴行並沒有在 1948 年結束。
宣言第 1 條只有一句話,至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完全做到。它不是一張成績單,而是一把尺。尺的用處不在於讚美誰,而在於讓每一次偏離都有名字:當一個記者被關進監獄,人們可以說這違反第 19 條;當一個孩子因為家境上不了學,人們可以說這違反第 26 條。條文編號的好處是,譴責不再需要即興發揮——它只需要被念出來。
1948 年 12 月 10 日午夜前,48 個國家投下贊成票。78 年過去了,宣言沒有變老,反而越來越像一封寫給未來的信:它承諾的東西,沒有一個時代完全兌現;但它被寫下來的那一刻起,「人應該被怎麼對待」就不再是一件可以討價還價的事。
羅斯福夫人說它「或許會成為全人類的國際大憲章」。78 年後,這句話的「或許」還沒有拿掉——但也沒有人敢把它收回。一頁紙的命運,就是這樣:它不能保證任何事,只保證一件事——從今以後,沒有人能說,自己從來不知道人應該被怎麼對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