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沒有人死於天花的最後一天

1980 年 5 月 8 日,日內瓦。世界衛生大會的會場裡,各國代表起立鼓掌,通過一項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決議:天花絕跡了。

那一天沒有人放煙火,也沒有人知道該慶祝什麼。最後一個自然感染的病人,早在 1977 年就痊癒了;最後一個死者,則死於一場實驗室意外。[2]1980 年 5 月 8 日這一天,世界只是終於敢把一件已經發生的事說出口——一種跟了人類至少 3000 年的疾病,從此只存在於兩個實驗室裡。[2]

數字要先說清楚,因為數字是這場勝利唯一的刻度。僅僅在 20 世紀,天花就奪走了約 3 億條人命;它在人間存在的最後 100 年裡,殺死的人至少有 5 億。[5]而消滅它,總共只花了約 3 億美元。[9]一個疾病,一個世紀,3 億人——3 億美元。這個對照,值得記住。

「全世界和全世界所有民族,贏得了擺脫天花的自由。」——世界衛生大會,1980 年 5 月 8 日[2]

這篇文章要講的不是一種病毒的生平,而是一場心理戰:人類如何先被恐懼馴服了 3000 年,又如何在一代人的時間裡,把恐懼連根拔起。

第一章被供奉的恐懼

天花在人類身邊至少 3000 年。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的木乃伊臉上,留著疑似天花的膿疱痕跡;中國在 4 世紀留下了最早的文字記載。[2]從那之後,它跟著貿易、戰爭與殖民走遍世界:6 世紀傳入日本,7 世紀隨著阿拉伯擴張進入北非與西班牙,11 世紀跟著十字軍回到歐洲,16 世紀登上前往美洲的船,17 世紀抵達北美洲。[2]

它不需要什麼高明的伎倆。它只感染人類,只靠飛沫與接觸傳播,潛伏 10 到 14 天,然後發燒、起疹,膿疱在 24 小時內爬滿全身。[5]10 個人裡,約有 3 個人會死;活下來的人,臉上留一輩子的麻子,有人因此失明。[2]在 17 世紀的英國,一個孩子要熬過天花,才算真正成為家庭的一員——死亡率太高,父母不敢太早把感情押在一個孩子身上。[5]

18 世紀的歐洲,每年約有 40 萬人死於天花。[15]40 萬,這不是戰爭年代的數字,是太平年景的數字。一個社會每年固定失去 40 萬人,卻沒有因此崩潰——因為人們把天花收編進了日常:它是神罰,是命運,是體質,是氣候,什麼都怪,唯獨不怪「我們拿它沒辦法」這件事本身。

恐懼一旦被供奉起來,就不再是問題,而是秩序的一部分。疾病成了背景,背景不需要被解決。天花最厲害的地方不在於它殺人,而在於它讓殺人變得理所當然。它看得見——滿臉的膿疱誰都認得——所以人們學會了辨認、躲避、隔離,也學會了把病人推出群體之外。麻子臉成了一種烙印,提醒所有人:這個人曾經離死亡很近,而你最好離他遠一點。

第二章鼻孔裡的粉末

轉機來自一個再樸素不過的觀察:得過天花的人,不會再得第二次。中國人和印度人在 1000 年以前就注意到了這一點。[5]既然得病能換來免疫,那麼,能不能自己挑一個比較輕的病來得?

答案是人痘接種術。1567 年到 1572 年間,這套方法在中國各地普及開來:把天花病人的痘痂磨成粉,吹進健康孩子的鼻孔;或者用棉塞沾了膿液,塞進鼻子裡。[20]李時珍在 1596 年的《本草綱目》裡留下了最早的文字記載。[20]到了 17 世紀末,康熙皇帝——他自己就是天花的倖存者——為全家人接種了人痘。[11]

人痘術是一場賭博,而且賭注一點也不小。接種用的是活的天花病毒,接種的人自己可能發病致死,也可能在發病期間把病毒傳給別人。它沒有消滅風險,只是把風險從「聽天由命」變成了「自己下注」。但這個轉變本身就是革命:人類第一次不再問「老天爺會不會放過我」,而是問「我願意冒多大的險,換多大的平安」。

這套技術沿著貿易路線西傳。1717 年,英國駐君士坦丁堡大使的夫人蒙塔古,在當地見到了人痘術;1718 年 3 月 18 日,她讓大使館的醫生為兒子接種;1721 年 4 月回到倫敦,又為女兒接種。[11]消息傳進王室,威爾斯親王妃的兩個女兒也在試驗成功後,於 1722 年接種了人痘。[5]從北京的鼻孔到倫敦的客廳,人痘術走了將近 200 年。

人痘術沒有終結天花,它只是證明了一件事:恐懼是可以被算計的。而會算計恐懼的人,遲早會找到更便宜的算法。

第三章擠奶女工的手

1796 年 5 月 14 日,英國格洛斯特郡的鄉村醫生愛德華·詹納,從擠奶女工莎拉·尼爾姆斯手上的牛痘膿疱取了一點膿液,接種到 8 歲男孩詹姆斯·菲普斯的手臂上。菲普斯是詹納家園丁的兒子。7 月 1 日,詹納再以天花膿液接種這個男孩,男孩沒有發病。1798 年,詹納把 23 個病例寫成《牛痘的起因與效應》出版。[7]

詹姆斯·諾斯科特所繪的愛德華·詹納肖像
詹姆斯·諾斯科特所繪的愛德華·詹納,桌上攤著他的《牛痘的起因與效應》,書頁上畫著一頭牛。Edward Jenner, painted by James Northcote, with his Inquiry into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the Variolae Vaccinae open on the table, a cow drawn on its pages.(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公有領域)

詹納不是第一個想到牛痘的人。鄉間早有傳說:得過牛痘的擠奶女工,不得天花。詹納真正的貢獻不在於靈光一閃,而在於把一個民間傳說變成可以重複、可以傳播、可以檢驗的做法——寫下來、公開、接受質疑。[7]

但這段歷史也有陰暗面。菲普斯 8 歲,是園丁的兒子;以今天的標準看,這場實驗沒有留下任何關於知情同意的紀錄。[21]1801 年,詹納寫下他的希望:「天花的滅絕……必將是這種做法的最終結果。」[2]他說對了結果,卻沒有為過程留下辯護的餘地。科學的進步常常是這樣:答案正確,手段卻經不起今天的檢視。記住這一點,比記住一個英雄更重要。

牛痘接種術——後來人們叫它「疫苗」,來自拉丁文的 vacca,母牛——逐漸取代了人痘術。1853 年,英國立法強制接種;[18]疫苗越走越遠,走到每一個有天花的角落。美國最後一個本土病例出現在 1949 年;1972 年,美國停止了常規兒童接種。[17]一個用了將近 200 年的工具,終於可以退休了——但在它退休之前,還有一場硬仗要打。

第四章冷戰裡的同盟

1959 年,蘇聯在世界衛生大會上提議:全球根除天花。[17]這個提議在當時聽起來近乎狂妄——天花仍在 30 多個國家流行,每年奪走約 200 萬條人命。1966 年,世界衛生大會通過了 10 年計畫;美國流行病學家韓德森 (D. A. Henderson) 來到日內瓦,主持強化根除計畫。[17]

1967 年,強化計畫啟動的那一年,全球仍有 1000 萬到 1500 萬人感染天花,約 200 萬人因此死亡。[5]韓德森面對的不是一個醫學問題,而是一個物流與組織問題:怎麼把疫苗送到每一個村莊,怎麼找到每一個病人,怎麼讓 30 多個國家的政府同時動起來。

答案藏在三件不起眼的工具裡。第一件是冷凍乾燥疫苗:1950 年代,英國李斯特研究所的柯利爾 (Leslie Collier) 做出耐熱的凍乾疫苗,在熱帶高溫下放上 6 到 12 個月仍然有效——沒有冰箱的村莊也能用。[6]第二件是二叉針:1968 年,懷恩公司的班傑明·魯賓 (Benjamin Rubin) 發明了這支分叉的小鋼針,每 1000 支只要 5 美元,一支可以重複使用 200 次以上,村莊裡的防疫員只要受訓 15 到 30 分鐘就能上手;一小瓶不到 1 美元的疫苗,可以接種約 100 個人。[6]第三件不是器具,是一種方法:監測圍堵——發現一個病例,就把他周圍所有接觸者全部接種,封住傳播鏈。與其給每一個人打針,不如找到每一個病人。[3]

這個方法有一位關鍵的推手:美國流行病學家佛吉 (William H. Foege)。他在奈及利亞工作時發現,與其在全國鋪開打針,不如順著每一條傳播鏈追下去——找到病人,圍住病人,疫情自己就會熄滅。[15]1970 年,印度西南部爆發疫情,1300 多人感染、123 人死亡。所有能動員的人力全部出動,逐戶搜索、逐人接種,一個星期之內把疫情封死。[9]這就是監測圍堵的日常:沒有奇蹟,只有地毯式的耐心。

而這場戰役最不可思議的地方,不在技術,而在政治。美國出錢、出人、出組織,蘇聯出疫苗;[9]兩個互相拿核彈對著的國家,在同一個房間裡討論怎麼殺死同一種病毒。冷戰沒有停火,但天花面前,兩個陣營簽了同一張作戰圖。這不是因為善意,而是因為天花不認國界——只要還有一個國家有天花,所有國家都不安全。恐懼一旦變成共同的敵人,敵人之間也能合作。

進度比任何人預期的都快。南美洲 1971 年絕跡,亞洲 1975 年,非洲 1977 年。[2]整個強化計畫總共花了約 3 億美元,其中 2/3 由流行國家自己負擔。[9]一個世紀殺死 3 億人的疾病,10 年、3 億美元,結束了。

第五章最後一個病人

1975 年 10 月,孟加拉博拉島,3 歲女孩拉希瑪·巴努 (Rahima Banu) 感染了重型天花——她是世界上最後一個自然感染重型天花的病人。防疫隊在她家門口 24 小時派人看守,方圓 1.5 英里內逐戶接種,方圓 5 英里內的每一間屋子、學校、集會場所都去查訪,還懸賞通報任何疑似病例。[2]

輕型天花的最後一個病人,藏得更深。1977 年 10 月 12 日,索馬利亞梅爾卡,醫院廚師阿里·馬奧·馬阿林 (Ali Maow Maalin) 陪著兩名天花病童搭車去隔離營,短短幾分鐘的接觸。10 月 22 日,他發燒了,先被當成瘧疾,出了疹子又被當成水痘——因為大家以為他打過疫苗。10 月 30 日,防疫人員終於確診:天花。馬阿林被隔離,11 月底完全康復。[2]他後來成了一名小兒麻痺症疫苗接種員,2013 年 7 月 22 日在執行小兒麻痺防疫工作時死於瘧疾。[2]

馬阿林痊癒之後,世界衛生組織花了兩年時間,搜遍非洲每一張疑似皮疹的臉,一無所獲。1979 年 12 月 9 日,全球認證委員會在日內瓦簽署文件,確認天花已經絕跡;[3]1980 年 5 月 8 日,世界衛生大會正式宣布。[2]這中間的每一天,都是制度在為一個「沒有」背書——證明一個東西不存在,比證明它存在難得多。

但勝利有一個尾巴。1978 年 8 月,英國伯明罕大學醫學院的實驗室裡,醫學攝影師珍妮特·帕克 (Janet Parker) 在樓上的暗房工作,樓下正是研究天花病毒的實驗室。她在 8 月 11 日發病,9 月 11 日死亡——天花最後一位死者。[2]她的母親在照顧她時也被感染;實驗室負責人貝德森教授在事件後自殺。[19]調查報告認為,病毒很可能是經由通風管道從樓下實驗室擴散上來的,但確切的感染途徑至今沒有定論。[16]

帕克死後,全世界的天花病毒樣本被收攏到兩個地方:美國亞特蘭大的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和俄羅斯的 VECTOR 研究所。[2]世界衛生大會建議銷毀或轉移所有樣本,但兩個實驗室的樣本至今仍在。[5]天花從人間絕跡了,卻沒有從人間消失。

終章絕跡之後

天花教會我們的第一件事,是算術。一個世紀 3 億條人命,根除它花了 3 億美元——粗算下來,一條人命,一美元。這個數字殘酷得近乎侮辱,卻也誠實得無可辯駁:人類不是沒有能力消滅瘟疫,只是常常不願意為此付錢。

第二件事,是條件。根除不是奇蹟,而是一組條件湊齊的結果:病毒只感染人類、症狀看得見、疫苗有效又便宜、全世界願意同時動手。缺了任何一條,天花到今天都還在。這也是為什麼天花至今仍是唯一被根除的人類疾病——不是因為我們不想,而是因為條件太苛刻。

第三件事,是時間差。1981 年 6 月 5 日,天花絕跡宣布的隔年,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的《發病率與死亡率週報》刊登了一份報告:洛杉磯 5 名年輕男同志得了肺囊蟲肺炎——一種只會找上免疫力崩潰者的怪病。[12]那是愛滋病的第一份正式報告。天花謝幕的隔年,另一場瘟疫拉開了序幕。人類贏了一場戰爭,不等於贏得了所有戰爭。

恐懼供奉了天花 3000 年。消滅它的不是勇氣,不是祈禱,也不是某一個天才的靈光一閃,而是一套制度:有人數、有地圖、有針、有願意走進每一個村莊的防疫員,有兩個互相敵視的陣營願意為同一個敵人停火。制度聽起來很無聊,但制度是唯一能把恐懼連根拔起的東西。

1980 年 5 月 8 日之後出生的孩子,沒有人再需要為天花打針。他們永遠不會知道,自己的祖父母曾經活在一個天花每年帶走數百萬人的世界裡。這或許就是根除真正的意義:讓下一代人連害怕的理由都忘記。

如果一種疾病可以被徹底消滅,那麼,我們還在忍受的那些「理所當然」裡,有多少其實只是還沒有被認真對付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