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布魯塞爾,1927 年 10 月

1927 年 10 月,布魯塞爾。一間會議室的台階上站了 29 個人,拍下一張後來被稱為史上最聰明的合影:愛因斯坦、波耳、普朗克、居禮夫人、海森堡、薛丁格、狄拉克,全都在裡面。這 29 個人當中,有 17 位後來拿了諾貝爾獎。[9][11]

他們剛剛開完一場會,主題是剛出生不久的量子力學,卻沒有人能說清楚世界到底是什麼樣子。有人認為新理論已經完成了,有人認為它根本還沒開始。這篇文章要講的,就是此前 27 年裡發生了什麼:一群當時最聰明的人,如何一步一步被迫承認,世界在最小的尺度上,不講道理。

量子力學之所以難,不是數學難,是它要求你放棄的東西太多了:軌道、確定性,以及「東西在那裡」這種最基本的直覺。而最耐人尋味的是,動手拆掉舊世界的人,幾乎沒有一個是心甘情願的。

第一章一個不情願的革命者

19 世紀末,物理學看起來快要完工了:牛頓的力學管天上地下,馬克士威的電磁學管光與電,熱力學管熱與能量,剩下的只是小數點後幾位的修補。至少大多數人是這麼想的。

然後黑體輻射出了問題:一個燒熱的空腔發出的光譜,古典理論怎麼算都算不對,在高頻那一端,理論預言的能量會衝向無限大,後來被稱為紫外災變。

1900 年 10 月 19 日,德國物理學家馬克斯·普朗克在德國物理學會上提出了一個能完美符合實驗數據的公式。但公式有了,推導卻沒有。為了把公式推導出來,他被迫做了一個自己也不相信的假設:能量不是連續流動的,只能一份一份地交換,每一份的大小是頻率乘上一個新的常數,即 E = hν。這個假設在 1900 年 12 月 14 日正式提出,後來被視為量子物理的生日。[1][12]

常數 h,現在叫普朗克常數,約為 6.626×10−34 焦耳·秒,小到在日常世界裡完全感覺不到,卻是新世界的門檻。普朗克後來稱這個假設為「絕望之舉」。[1]

普朗克不是革命家,是個保守、嚴謹、相信秩序的普魯士式學者。他提出量子,純粹是因為不這樣公式就推不出來。之後的十多年,他花了很大的力氣想把量子塞回古典物理的框架裡,把 h 解釋成一個數學技巧,而不是世界的真相。他失敗了。1918 年,他因為發現能量量子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1]

革命很少由革命者發動。發動的人往往是想保住舊世界的人,在走投無路的時候,不小心把新世界放了進來。普朗克打開了一扇門,然後用餘生試著把它關上,門卻再也關不上了。

第二章光的兩張臉

普朗克把量子當成數學技巧,但 1905 年,26 歲的愛因斯坦把它當真了。他用量子解釋光電效應:光照在金屬上會打出電子,但只有頻率高過某個門檻才打得出來,光再亮也沒用。古典理論說,亮度才是關鍵;實驗說,頻率才是關鍵。愛因斯坦的結論是:光本身就是一顆顆的能量包,後來被稱為光子。這篇論文讓他拿到了 1921 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1922 年頒發——得獎的原因是光電效應,不是相對論。[2]

於是物理學陷入了一種精神分裂:光有時候是波,有時候是粒子,兩種說法各自都有鐵一般的實驗支持,彼此卻水火不容。

1913 年,丹麥人尼爾斯·波耳把量子推進到原子內部:電子只能待在特定的軌道上,像樓梯的台階,中間沒有落腳處;電子跳上跳下時才吸收或放出光,光的能量正好等於兩個台階的高度差。這解釋了氫原子的光譜線為什麼落在那些精確的位置上。[7][3]

1924 年,法國人路易·德布羅意把問題反過來問:既然光可以是粒子,物質可不可以是波?他的博士論文提出,每一種粒子都伴隨著一種波,波長由動量決定。當時沒什麼人當真,連他的口試委員都半信半疑。[3]

但實驗站在他那一邊。1927 年,美國貝爾實驗室的戴維森與革末把電子打向鎳晶體,看到的不是粒子的散射,而是波的繞射圖案:加速電壓 54 伏特時,在散射角 50 度出現清晰的峰。電子真的是波。[10]

最令人不安的證據來自雙縫實驗。讓電子一顆一顆通過兩條狹縫,落點起初雜亂無章;但累積的電子一多,螢幕上浮現出明暗相間的干涉條紋,彷彿每一顆電子同時穿過了兩條縫、跟自己干涉。1989 年,日本日立實驗室的外村彰等人把這個累積過程拍成了影片:一次只有一顆電子在儀器裡,一個亮點一個亮點地落下,條紋從無到有長出來。[5]

Tonomura's single-electron double-slit experiment: five panels showing the interference pattern building up from 10 to 140,000 electrons
外村彰等人 1989 年的單電子雙縫實驗:電子數由 10 顆累積至 14 萬顆,干涉條紋從無到有浮現。Tonomura et al., 1989 — as electrons accumulate from 10 to 140,000, the interference pattern grows out of nothing.(圖片來源:A. Tonomura et al., Am. J. Phys. 57, 117–120 (1989))

其實更早一步,1974 年義大利波隆那的梅爾利等人就已完成第一個單電子雙縫干涉實驗,只是當時很少人注意到。[6]

為什麼這麼難接受?因為我們的大腦是為中尺度的世界演化出來的:石頭、老虎、果實。我們習慣問「它在哪裡」「它往哪裡去」,但在電子的尺度上,這兩個問題不能同時有答案。問電子「你是粒子還是波」,就像問一個人「你是父親還是兒子」:答案取決於怎麼問。波耳後來把這種處境稱為互補性:兩種互相排斥的描述,都是真的,也都不完整。[3]

第三章兩個年輕人,兩種力學

1925 年 6 月,23 歲的維爾納·海森堡被花粉症折磨得受不了,從哥廷根逃到北海上一座沒有樹的岩石小島黑爾戈蘭。失眠的夜裡,他想通了一件事:既然沒有人看過電子在原子裡的軌道,為什麼理論非要談軌道不可?他決定只談實驗看得到的東西:光譜線的頻率與強度。回到哥廷根後,他寫出了一套全新的力學,物理量不再是數字,而是一張張表格;表格相乘時,順序不同結果不同。他的老師玻恩一眼認出:這些表格就是數學家說的矩陣。矩陣力學就此誕生,論文在 1925 年 7 月底投稿。[4]

半年後,另一套理論從完全不同的方向出現。1926 年,奧地利人埃爾溫·薛丁格在蘇黎世寫下波動方程式:電子是一團平滑的波,數學是物理學家用了 100 年的微分方程。大家鬆了一口氣:這套東西看得懂、算得動。兩派的年輕人互相看不順眼,公開批評對方的數學品味,爭吵了整個春天。[3]

然後爭吵突然結束了。1926 年春天,薛丁格本人與美國物理學家埃卡特各自證明,矩陣力學與波動力學是同一套理論的兩種寫法,算出來的數字完全一樣。兩種語言,一個世界。[3][4]

同一年,玻恩補上最關鍵的一句話:波函數的平方不是電子在哪裡,而是找到它的機率。物理學從「預言必然發生的事」退守到「預言發生的機率」,這一步退守成了整座理論的地基。[3]

第四章上帝不擲骰子

1927 年 2 月,海森堡在哥本哈根寫了一封 14 頁的信給包立,提出測不準原理:一個粒子的位置與動量無法同時被精確知道,知道得越精確其中一個,另一個就越模糊。這不是儀器不夠好,而是波本身的性質:位置越確定的波,動量就越不確定。極限由普朗克常數決定,寫在世界的底層。[8]

愛因斯坦無法接受。1926 年 12 月,他在寫給玻恩的信裡說:「上帝不擲骰子。」他不是反對量子力學的計算——那些計算準得驚人。他反對的是把機率當成世界的本質:在他看來,機率只是我們無知的遮羞布,背後一定還有一個確定的、還沒被發現的實在。[13]

1927 年 10 月的第五屆索爾維會議成了這場爭論的擂台。29 位物理學家齊聚布魯塞爾,愛因斯坦每天早上提出一個思想實驗,企圖證明新理論自相矛盾;波耳每天晚上想出破解,據波耳後來的回憶,兩人常常辯論到深夜。會議結束時,兩人都沒有被說服,但多數與會者認為,革命已經完成了。[9]

這場爭論的本質不是技術細節,而是世界觀。愛因斯坦要的是一個「即使沒人看也存在」的世界;波耳回答,物理學談的不是世界本身,而是我們能對世界說什麼。一個要實在,一個要誠實。兩人爭了一輩子,直到愛因斯坦去世都沒有和解。

還有一個後來才被看清的細節:「哥本哈根詮釋」這個名字並不是波耳與海森堡取的。兩人對這套理論的理解從未完全一致,這個標籤是後來由反對者引入的,用來指稱他們立場的共通處。換句話說,連「正統」都是在爭論中被對手命名、再被教科書收編的。[3]

年輕一代把不確定性當成解放:終於不用再假裝世界是確定的了。老一代則視之為投降:科學怎麼可以承認自己算不出來?科學史上的世代交替,很少是靠證據完成的,常常是靠老一輩慢慢退出舞台。

第五章確定性的崩塌

量子力學真正拆掉的,不是某一條物理定律,而是一種持續了 200 多年的信念。從牛頓以來,世界被想像成一部精密的機器:只要知道所有零件在某一刻的位置與速度,過去與未來都可以算出來。拉普拉斯把這個想法推到極致,設想有一個無所不知的智者,能一眼看穿宇宙的全部歷史。

量子力學說:不行。你連原則上都算不出來。不是因為資訊不夠,而是因為世界在最小尺度上根本沒有同時確定的位置與速度可以給你。隨機不是測量技術的缺陷,是寫在規則裡的。

但世界沒有因此崩塌,反而運轉得更好。半導體、雷射、核磁共振、電腦——全是照著這套不講道理的規則造出來的,而且準得離譜。一個理論可以同時「違反常識」與「無比管用」:常識從來不是世界的量尺,只是我們演化出來的生存工具。

愛因斯坦至死沒有接受這個結局。1935 年,他與波多爾斯基、羅森聯名提出一個思想實驗,追問量子力學是不是還不完整:兩個糾纏的粒子即使相隔遙遠,測量其中一個似乎會立刻決定另一個的狀態。這篇論文當時被視為哲學爭論,要再等幾十年,實驗物理學家才有辦法真正檢驗它。[3]

終章與不確定共處

一個世紀過去了,爭論仍在繼續。多世界、導航波、退相干——每一代物理學家都想給量子力學一個更舒服的解釋。但有一件事不再有人爭:回到古典世界沒有路了。電子不會因為我們懷念軌道,就變回一顆繞著原子核跑的小行星。

我們對世界的要求,不知不覺改變了。從前我們要的是一個確定的答案,現在我們學會接受一個誠實的機率。這個轉變不只發生在物理學裡,也發生在每個人的人生裡:長大的過程,就是不斷發現世界沒有說明書,只有一些用了一半的線索,然後學著在不確定中做決定。

普朗克那天晚上想保住的舊世界沒有保住。但他留下的常數 h,成了新世界的門檻:比它小的尺度,常識失效;比它大的尺度,牛頓回來。世界沒有變得不可理解,它只是比我們以為的更寬:同時容得下確定的行星軌道與不確定的電子。

世界不講道理,但它講規矩。學會分辨這兩件事,是量子力學留給我們最實用的東西。道理是我們希望世界有的樣子,規矩是世界實際運轉的方式。把前者當成後者會失望;把後者摸清楚了,就能在一個不講道理的世界裡造出講道理的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