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伯恩,1905 年的春天

1905 年的春天,伯恩老城克拉姆街 49 號二樓的小公寓裡,一個 26 歲的年輕人伏案寫作,窗外是石板路與拱廊,桌上是幾疊稿紙。他的正職是專利局的三級技術員,白天審查別人的發明;到了夜裡,他寫的東西將在一年之內改寫物理學。[6]

那一年,牛頓的力學已經統治科學兩百多年。時間是絕對的,空間是絕對的,光是一種波,原子是否存在還在爭論——這就是 1905 年之前,物理學看起來堅不可摧的模樣。而寫下挑戰書的人,不在任何一所大學任教,沒有實驗室,沒有學生,甚至沒有一套可以查資料的圖書館。他有的,只是一張桌子、一個朋友圈,和一個不肯接受現成答案的腦袋。

第一章專利局裡的局外人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1879 年 3 月 14 日生於德國烏爾姆,1896 年進入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1900 年畢業,取得數學與物理的教學文憑。[6]畢業之後,他找了將近兩年教職,處處碰壁——一部分是因為他年輕氣盛,得罪了教授;一部分是因為那個時代的大學,本來就沒有為他這樣的人留位置。1901 年,他取得瑞士國籍;1902 年,在同學父親的引薦下,他走進伯恩的聯邦智慧財產局,成為一名三級技術審查員。[6][7]

這份工作在當時看來,是一條死路。專利局位於伯恩市中心,愛因斯坦在 86 號房間的站立式書桌前工作,每週工時 48 小時,審查的發明從碎石分選機到電磁裝置,五花八門。[7][8]但他後來把這裡稱為「世俗的修道院」,說自己最美好的想法就是在這裡孵化出來的。[7]這句話值得慢慢想:一份與學術無關的工作,反而給了他學術體制給不了的東西——穩定的收入、不被打擾的時間,以及最重要的,不必討好任何學術權威的自由。

體制內的人每天忙著在既有的框架裡做出成績,升等、發表、爭取經費,每一步都要符合前人的期待。愛因斯坦在體制外,沒有升等可爭,沒有學派要效忠,也沒有人會因為他質疑牛頓而扣他的薪水。專利局的工作還帶來一個意想不到的訓練:每天判斷別人的發明是否新穎可行,就是每天練習一件事——看穿一個想法背後藏著什麼假設。這個習慣,後來成了他最鋒利的武器。

「專利局是世俗的修道院,我最美好的想法就是在這裡孵化出來的。」——愛因斯坦談伯恩專利局[7]

他也不是一個人在想。每天中午,他和同事米凱萊·貝索在街上散步,把想不通的問題拿出來辯論;晚上回到克拉姆街的公寓,妻子米列娃·馬里奇——同樣受過物理訓練——是他第一個讀者。1903 年,他與米列娃結婚,搬進克拉姆街 49 號;1904 年,長子漢斯·阿爾伯特出生。[8]狹小的公寓、嬰兒的哭聲、48 小時的工時——奇蹟年就是在這樣的生活裡寫出來的。多年後,愛因斯坦在狹義相對論論文的結尾,特別致謝貝索,說沒有他,這篇論文寫不出來。[3]一個體制外的年輕人,靠的不是機構,而是一張小小的人際網絡。

第二章三月:光是一顆一顆來的

1905 年 3 月 18 日,《物理年鑑》收到愛因斯坦的第一篇論文,題目是〈關於光的產生與轉化的一個啟發性觀點〉。[1]這篇論文的第一句話就帶著挑釁:它建議把光看成一顆一顆的能量包,後來被稱為光量子,也就是光子。

這個想法在當時近乎異端。5 年前,普朗克為了解釋黑體輻射,才不得已提出能量是一份一份的;但普朗克本人把那當成計算上的權宜之計,並不相信能量真的如此。愛因斯坦走得更遠:他說光本身就是由一份一份的能量組成,照射到金屬表面時,一份能量交給一個電子,電子就被打出。[1]光電效應的種種怪現象——光愈強,打出的電子愈多,但電子的能量卻只跟光的顏色有關——用這個假設一夕之間全都說得通了。

這篇論文在 6 月 9 日刊出。[1]當時幾乎沒有人相信它。光是波,這是 19 世紀物理學最確定的結論之一,干涉與繞射的實驗鐵證如山;一個專利局職員說光是粒子,誰會理他?但愛因斯坦的論文有一個特點:它不只提出想法,還給出一個可以驗證的方程式。十多年後,美國物理學家密立根以精密實驗證實了這條方程式——儘管密立根本人一開始也不相信光量子的說法。[12]1921 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最終只提了這一項成就,授獎理由寫的是「發現光電效應定律」。[6]相對論沒有得獎,光量子得了獎——歷史有它自己的幽默。

光到底是波,還是粒子?愛因斯坦 1905 年的答案是:它同時是兩者——而這個答案,物理學花了 20 多年才真正接受。
伯恩克拉姆街 49 號愛因斯坦故居的外觀,拱廊下一樓為店面,二樓是愛因斯坦 1903 至 1905 年的住所
伯恩克拉姆街 49 號的愛因斯坦故居。1903 至 1905 年,愛因斯坦與妻兒住在二樓的公寓,奇蹟年的四篇論文多半寫於此處。(攝於 2008 年,照片:Dsmntl,CC BY-SA 3.0)

第三章五月與六月:原子與時間

5 月 11 日,《物理年鑑》收到第二篇論文,談的是布朗運動——懸浮在水中的花粉粒,為什麼會不停地抖動。[2]當時原子是否存在,物理學界還在爭吵。愛因斯坦給出一個辦法:如果你相信水是由無數分子組成的,那麼花粉粒的抖動,正是被分子從四面八方撞擊的結果;他還算出抖動的幅度應該有多大,讓實驗可以直接檢驗。[2]幾年之內,實驗證實了他的預測,原子的存在從哲學爭論變成了測量事實。

6 月 30 日,第三篇論文寄到《物理年鑑》:〈論動體的電動力學〉。[3]這就是狹義相對論。愛因斯坦從一個看似單純的問題出發:如果光速對所有人都一樣,那麼「同時」是什麼意思?一列行駛中的火車上,車頭與車尾同時發生的事,對月台上的人來說還同時嗎?他的答案是:不是。時間不是一條所有人共用的河流,長度也不是一把放諸四海皆準的尺;時間與空間會隨著運動而改變,唯一不變的,是光速。

這篇論文在 9 月 26 日刊出,[3]但它沒有立刻引起轟動。它的數學並不艱深,難的是它要求讀者放棄的東西:兩百多年來,物理學家習以為常的絕對時間。那不是一個技術修正,而是一種世界觀的更換。愛因斯坦在論文裡沒有引用任何文獻,沒有感謝任何教授,只在結尾謝了貝索。[3]一個沒有實驗室的人,憑著思想實驗,改寫了時間。

第四章九月:三頁紙的宇宙

9 月 27 日,《物理年鑑》收到當年的第四篇論文,題目是一個問句:〈物體的慣性是否取決於其能量?〉[4]全文只有短短 3 頁。愛因斯坦從狹義相對論出發,推導出一個結論:一個物體放出能量,它的質量就會減少,減少的量正比於放出的能量除以光速的平方。換句話說,質量與能量是同一種東西的兩種面貌。

這篇論文刊出時是 11 月 21 日。[4]值得注意的是,E=mc² 這個舉世聞名的寫法,並沒有出現在這篇論文裡——原文的結論寫的是質量變化等於能量除以光速平方,那個簡潔的公式是後來才定型的。[4]但觀念的革命已經完成:物質不再是惰性的磚塊,能量不再是抽象的帳目,兩者可以互相轉換。20 世紀下半葉的核能、核武、乃至於恆星發光的解釋,都從這 3 頁紙出發。

同一年,愛因斯坦還完成了博士論文,4 月 30 日提交蘇黎世大學,題目是分子大小的新測定,1905 年獲頒博士學位。[5][6]5 篇作品、4 篇刊於《物理年鑑》、1 篇是博士論文——所謂「奇蹟年」,數起來其實是 5 篇。後人習慣說 4 篇,是因為那 4 篇改寫了物理學;但博士論文的存在提醒我們,愛因斯坦那一年並不是在寫「課外讀物」,他同時也在完成體制要求他的那張文憑。

第五章為什麼是他

為什麼是他?為什麼是這個沒有教職、沒有實驗室、每天審查專利的 26 歲青年?這個問題沒有簡單答案,但有幾個線索值得追。

第一,他站在體制的邊緣,而不是中心。中心的人要維護既有的典範,因為他們的聲譽與經費都綁在上面;邊緣的人沒有東西要維護,反而看得見典範的裂縫。愛因斯坦沒有教授要討好,沒有學派要捍衛,他只需要對自己的問題誠實。

第二,他受過的訓練剛好是錯位的。專利審查員每天的工作,就是判斷一個發明是否真的新、是否真的可行——這訓練了一種能力:不看包裝看假設。物理學的難題在他手裡,也被同樣拆解:這個理論預設了什麼?這個預設有沒有被檢驗過?牛頓預設了絕對時間,沒人檢驗過——那就檢驗它。

第三,他有一個不怕孤獨的腦袋。1905 年的 4 篇論文,沒有一篇是跟風之作。光量子違背了當時的光學共識,布朗運動挑戰了反原子論者,相對論顛覆了牛頓,質能等價則是連愛因斯坦自己都花了時間才消化。一個 26 歲的人,要有多大的定力,才敢在一年之內 4 次對整個學界說:你們的基本假設錯了?

天才不是生來就看見別人看不見的東西,而是願意為一個沒人相信的問題,付出別人付不起的孤獨。

終章日食、桂冠與遲到的理解

奇蹟年之後,愛因斯坦花了 10 年,才把狹義相對論推廣成廣義相對論,1915 年 11 月 25 日向普魯士科學院提出最終形式。[9]廣義相對論預言,星光經過太陽附近時會彎曲 1.75 角秒。[10]1919 年 5 月 29 日,英國天文學家愛丁頓率隊在普林西比島與索布拉爾觀測日全食,拍下太陽邊緣的星光位置;同年 11 月 6 日,結果在倫敦公布:星光的偏折與愛因斯坦的預言相符。[9][10]一夜之間,專利局職員變成了世界名人。

諾貝爾獎來得更晚,也更保守。1921 年的物理學獎頒給愛因斯坦,1922 年才正式授獎,理由只提光電效應,對相對論隻字未提。[6]委員會顯然還沒有準備好為相對論背書——或者說,他們還沒有準備好承認,一個 1905 年就寫出答案的人,等了 16 年才拿到獎。

1905 年的真正啟示,也許不在物理學裡,而在制度之外。一個體制不承認的人,用 4 篇論文改寫了一門學科;一個沒有實驗室的人,靠著思想實驗看見了別人看不見的東西。體制有它的用處——它培養人才、分配資源、維持秩序;但體制的盲點也在於此:它獎勵符合期待的工作,卻很難獎勵挑戰期待的工作。愛因斯坦的奇蹟年提醒我們,重要的突破往往發生在邊緣,發生在那些不必向體制交代的人手裡。而我們每個人,或許都該問自己一句:我手邊有沒有一個被所有人視為理所當然的假設,值得我像 1905 年的愛因斯坦那樣,停下來,認真地懷疑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