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沒有名字的敵人

1918 年 10 月,美國費城的街頭堆滿了棺材。掘墓的人手不夠,棺材不夠,連替死者禱告的牧師都不夠。一個城市在 4 個月裡失去了超過 1.2 萬人,而在同一時間,歐洲的戰壕裡,第一次世界大戰正走向尾聲。[7]

戰爭打了 4 年多,軍人和平民加起來死了 1500 萬至 2200 萬人。[14]這場瘟疫只用了不到 2 年,就奪走 5000 萬至 1 億條人命,約 5 億人染病,佔當時全世界人口的 1/3。[1][3]一個沒有名字、看不見的敵人,殺死的人比人類史上最殘酷的戰爭還多。

然而戰爭結束後,人們為陣亡者立碑、訂節日、寫史詩;瘟疫卻幾乎沒有留下任何紀念。這篇長文要問的不是病毒如何殺人,而是一個社會如何讓一場大災難變得隱形,又如何把它遺忘。

我們習慣用戰爭來衡量災難的規模:幾場戰役、幾條戰線、幾位將軍。但瘟疫不講這種語言。它沒有前線,沒有投降,沒有勝利者,只有一個接一個倒下的普通人。當死亡失去敵人,敘事也就失去了形狀——而失去形狀的災難,最容易被遺忘。

第一章名字是怎麼來的

最早有紀錄的病例出現在 1918 年 3 月的美國堪薩斯州。[13]病毒隨著運兵船橫渡大西洋,鑽進擁擠的軍營與戰壕。但交戰各國的報紙對此隻字不提:德國、法國、英國、美國都實施戰時新聞審查,任何可能動搖士氣、暴露弱點的消息都不准見報。敵人不能知道我們的士兵正在病倒,自己的人民也不能知道。

只有西班牙例外。西班牙在戰爭中保持中立,報紙不受軍事審查約束。1918 年 5 月,馬德里報紙開始大幅報導疫情,連國王阿方索十三世染病都登上頭版。1918 年 6 月,倫敦《泰晤士報》率先使用「西班牙流感」一詞,名字就此定型。[13]

這是一場命名的冤案。西班牙既不是疫情的起點,死亡率在歐洲也不算最高;它只是唯一敢說真話的地方。法國報紙起初稱它為「美國流感」,後來為了不得罪盟友才改口。疾病的名字從來不由科學決定,而由政治決定:誰掌握話語,誰就能決定災難屬於誰。

諷刺的是,西班牙人自己並不叫它西班牙流感。當時馬德里流行的說法是「拿坡里士兵」,取自一齣輕歌劇裡朗朗上口的曲名,在西班牙它也被叫做「法國流感」。每個國家都急著把瘟疫推給別人:它是西班牙的、法國的、美國的,唯獨不是我們自己的。命名是一面鏡子,照見的不是病毒從哪裡來,而是人類在恐懼中如何彼此指認。[13]

1918 年,美國堪薩斯州芬斯頓營的臨時醫院,病床一排排擠滿染病的士兵
1918 年,美國堪薩斯州芬斯頓營的臨時醫院。疫情最早的病例就在這一帶被記錄下來,病毒隨後跟著運兵船橫渡大西洋。Emergency hospital at Camp Funston, Kansas, 1918 — the earliest cases were recorded nearby, before the virus crossed the Atlantic aboard troop ships.(圖片來源:美國國家健康與醫學博物館,Wikimedia Commons)

直到今天,疫情的地理起源仍然沒有定論。1918 年的流行病學資料太過零碎,而戰時的沉默又把最早的線索埋得更深。我們只知道一件事:病毒出現的時候,人類正忙著互相殘殺,沒有人有空為它命名。

第二章三波浪潮

瘟疫來了 3 次。第一波出現在 1918 年春天,相對溫和,許多人以為只是普通的季節性流感。第二波在秋天捲土重來,致命得多;第三波在 1918 年冬天到 1919 年初接踵而至,部分地區的疫情甚至延續到 1920 年。3 波浪潮在不到 1 年內繞行全球。[2][3]

最反常的是它殺人的方式。流感的死亡曲線向來是 U 型:老人與幼兒最脆弱,青壯年最安全。但 1918 年的曲線多了一個峰,變成 W 型:20 至 40 歲的健康年輕人成批倒下。15 至 34 歲族群的死亡率是往年的 20 倍以上,近半數死者是 20 至 40 歲的青壯年;65 歲以下的人佔了超額死亡的 99% 以上。這是流感史上絕無僅有的一次。[2]

為什麼偏偏是年輕人?學界推測,過於強烈的免疫反應可能是原因之一,但至今沒有定論。有一種說法認為,老年人因為年輕時接觸過類似的病毒而帶有部分免疫力,年輕人反而首當其衝。真相至今仍埋在 1918 年的病理樣本裡。

數字本身已經說明了一切:這場流感的致死率超過 2.5%,而一般季節性流感不到 0.1%。[1]它不是比較厲害的感冒,而是一種完全不同等級的殺手。

第一波疫情溫和到幾乎可以被忽略,後人稱它為「先驅波」。正因為第一波不致命,許多城市與軍隊放鬆了戒心,沒有人想到幾個月後會迎來一場屠殺。而在部分地區,疫情並沒有在 1919 年結束,1920 年仍有捲土重來的紀錄。瘟疫從來不是一場戰役,而是一場持久戰。[2][3]

第三章費城與聖路易

1918 年 9 月 17 日,費城發現第一個病例。市政府一面發起反咳嗽、反隨地吐痰的宣傳,一面照常籌備 9 月 28 日的自由公債遊行。當天 20 萬人湧上街頭,幾天之內醫院就被塞爆。直到 10 月 3 日,學校、教堂、戲院與公共場所才全面關閉——整整晚了 2 個星期。[10]

聖路易完全是另一個故事。第一個平民病例出現後 2 天,市政府就關閉學校、教堂與聚會場所,把病患隔離在家。結果是:聖路易的死亡高峰只有費城的 1/8。頭 6 個月,每 10 萬人中聖路易死了 358 人,費城是 748 人。兩座城市用了同樣的手段,差別只在時機。[7][10]

2007 年,兩篇刊登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的研究用數學模型重新檢視了 1918 年美國各城市的防疫措施。結論很乾脆:愈早採取多重管制、管制愈全面,死亡高峰就愈低。反應最快的城市,病毒傳播率降低了 30% 至 50%。在疫情初期,2 個星期的差距,足夠讓感染人數翻 3 到 5 倍。[7][8]

費城的遊行不是愚蠢,而是一種選擇:戰爭債券比看不見的病毒更具體,愛國的遊行比空蕩的街道更符合一座城市對自己的想像。等到棺材堆上街頭,這個選擇的代價才浮現。防疫從來不只是技術問題,而是一場關於「什麼值得害怕」的集體談判。

第四章台灣:殖民地的兩波疫情

1918 年,台灣處於日本殖民統治之下。根據當時日本醫官的報告,最早的病例可能在 1918 年 6 月由基隆港傳入,不到 1 個月就蔓延到全島 12 個行政區。疫情來得又急又猛,島嶼沒有任何防線可言。[6]

截至 1918 年 12 月 15 日,全台已有 779,522 人染病,佔總人口 20.8%;25,394 人死亡,致死率 3.26%。1919 年初疫情稍緩,但 1919 年 12 月到 1920 年 3 月,第二波疫情再度席捲全島。兩波疫情的超額死亡合計 51,048 人,約佔當時總人口 1.38%。[4]

與全球的模式一樣,台灣的年輕人也死得不成比例。1918 年,20 至 30 歲族群的死亡率增幅高達 5.2 倍,是所有年齡層中最高的。後來的研究用流感與肺炎死亡重新估算,兩波疫情的死亡人數超過 6 萬人,遠高於舊文獻所說的 2 萬 5000 人。[5]

第二波疫情的面貌又不一樣。到了 1920 年,死亡增幅最大的不再是青壯年,而是 5 至 10 歲的孩童,高達 7.7 倍。病毒沒有變,是人群的免疫版圖變了:上一波活下來的人有了抵抗力,上一波還沒出生的孩子成了新的缺口。每一波疫情都在改寫自己的受害者名單。[5]

殖民地的死亡總是被低估。統計不全、診斷錯誤、偏遠地區根本沒有登記,數字永遠只是下限。台灣的 5 萬多人只是全球帳本上的一行小字,而在印度,估計死了 1200 萬至 1300 萬人——那是整場瘟疫裡最沉重、也最少被提起的一頁。[11]

第五章口罩、罰單與槍聲

1918 年沒有疫苗,沒有特效藥,沒有呼吸器。人類手上只剩下最古老的工具:口罩、停課、禁止聚會、隔離病人。這些手段在今天看來理所當然,在當時卻是一場社會實驗。

西雅圖的規定最嚴格:不戴口罩不准搭電車。紅十字會的 120 名工人花了 3 天,趕製出 26 萬個口罩。街頭的警察、電車的查票員、醫院的護士,全都戴上了白紗布口罩。口罩成了 1918 年冬天最常見的街景,也成了最具爭議的符號。[9]

不是每個人都願意配合。舊金山一名衛生官員對拒絕戴口罩的人開槍,打傷 3 個人;亞利桑那州對違規者開出 10 美元罰單;舊金山街頭甚至出現民眾當眾扯下口罩的示威。口罩從來不只是一塊布,它是一道命令,而命令總會遇到不服從。[10]

戴口罩的人與不戴口罩的人互相指責,報紙上出現「懶漢」一詞,專門罵那些不肯配合防疫的人。恐懼讓社會分裂成兩半:一半人相信集體行動可以救命,另一半人相信自由比安全重要。100 多年後,這場爭論以幾乎相同的台詞重新上演。

口罩之爭的背後,是一道更深的裂縫:當危險看不見,誰有權要求別人付出代價?戴口罩的人覺得自己在保護鄰居,不戴的人覺得自己在捍衛自由。雙方都認為自己是對的,而病毒只在乎誰離誰更近。防疫措施從來不只是醫學建議,它們是社會契約的試金石,測得出一個社會在恐懼面前還剩多少信任。

終章被遺忘的瘟疫

戰爭結束後,歐洲為陣亡者立起無數紀念碑,11 月 11 日成了停戰紀念日。但 1918 年的流感幾乎沒有留下任何紀念物。美國人的平均壽命在 1918 年縮短了 12 年,數以十萬計的家庭失去父母、子女與伴侶,社會卻選擇了沉默。[12][14]

為什麼?戰爭有敵人、有勝利、有可以講述的故事;瘟疫沒有。瘟疫的死亡太日常、太分散、太沒有意義,無法被編進民族敘事。倖存者不願再提起那段日子,歷史學家也花了幾十年才重新開始計算死者的人數。遺忘不是意外,而是一種自我保護。

然而數字不會消失。5000 萬至 1 億人死亡,約 5 億人染病,美國 67 萬 5000 人死亡,台灣 5 萬多人,印度 1200 萬至 1300 萬人。這些數字來自不同國家的檔案、墓地與人口統計,是後人一點一點拼湊出來的真相。每一個被修正的數字背後,都是一群曾經被遺忘的人。[1][3]

1918 年留給我們最重要的教訓,或許不是醫學上的,而是政治上的:決定一場瘟疫死多少人的,往往不是病毒本身,而是社會願不願意在第一時間承認它存在。審查可以讓瘟疫隱形,遺忘可以讓教訓失效,而下一次大流行來臨時,我們面對的仍將是同樣的問題——我們願意為看不見的危險,付出多少看得見的代價。

100 多年後,當另一場大流行來臨,人們翻出 1918 年的舊報紙、舊照片與舊統計,驚訝地發現一切似曾相識:搶購、謠言、口罩、封城、對專家的不信任。歷史沒有重演,是人類沒有學會記住。記住,是一場瘟疫唯一能留下的紀念碑。